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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代

（一），后梁：農民起義軍的叛將、唐宣武節(jié)度使朱溫，消滅了許多節(jié)度使勢力以后，統(tǒng)一了黃河流域，于907年廢唐哀帝自立為帝，國號為梁，建都開封，史稱“后梁”。之后，朱溫繼續(xù)與河東軍伐、沙陀貴族李克用爭奪霸權，鏖戰(zhàn)不停，一片混亂，朱溫之子朱瑱乘機殺朱溫，并于913年自立為帝，結果“后梁’”內部更加混亂。朱瑱在混亂中維持10年的統(tǒng)治，又被李克用之子李存勛所建立的“后唐”所滅。維持17年統(tǒng)治的“后梁”也就結束了。

,  （ 二）后唐：李存勛于923年稱帝，建都洛陽，國號為唐，史稱“后唐”。李存勛昏庸腐敗，驕橫傲慢，疑忌功臣，結果眾叛親離。特別是重征急斂導致“四方饑饉，軍士饋乏”和926年的魏州兵變，李存勛也死于兵變。李存勛死后，李克用養(yǎng)子李嗣源稱帝。李嗣源作了些改革，革除了一些弊政，廢出了一些苛法，緩和了一些社會矛盾。李嗣源死后，統(tǒng)治集團內部又互相攻殺和離間，結果被“后晉”滅亡，維持14年統(tǒng)治的“后唐”也就結束了。

,   （三），后晉：936年，后唐河東節(jié)度使石敬瑭，以割讓幽云16州（河北、山西北部和內蒙古的一部分）、歲貢絹帛30萬匹和認遼君主耶律德光為父皇等條件，換得了遼兵的援助，滅了后唐，奪取了政權，建立了晉，遷都開封，史稱“后晉”。可石敬瑭卻沒想到，幽云16州竟成了遼南下攻掠中原的基地。因此，在遼兵的攻擊掠奪下，北方地區(qū)的社會經濟遭到了嚴重破環(huán)。947年，遼兵攻入開封滅了后晉，維持12年統(tǒng)治的后晉也就結束了。

,  （ 四），后漢：遼兵占領開封后，后晉河東節(jié)度使劉知遠在晉陽(太原)稱帝，并下詔諸道：禁止為遼栝錢帛，處死在諸道的契丹人；取出宮中財物以補軍貼。遼兵北退后，他立即入開封，并建都開封，國號漢，史稱“后漢”。劉知遠僅作了11個月的皇帝即死去，其侄兒劉承祜繼位。劉承祜繼位后，疑忌群臣，動輒即殺，天雄節(jié)度使郭威被迫起兵反抗，劉承祜被殺，“后漢”僅維持了4年的統(tǒng)治就結束了。

（五），后周：劉承祜被郭威殺后，后漢即滅，951年郭威在開封稱帝，國號周，史稱“后周”。郭威出身貧寒，深知民間疾苦。因此他稱帝后，虛心納諫，重用賢良，嚴懲貪官，獎勵生產，廢除苛捐雜稅，社會生產得到恢復和發(fā)展。954年郭威死，其養(yǎng)子柴榮（因是郭皇后柴夫人之侄，故名柴榮）繼位，為世宗。周世宗在郭威改革的基礎上繼續(xù)深化改革，如鼓勵開墾荒地、減輕租稅。興修水利、抑佛還俗等，另外在軍律和刑法方面也進行了一些改革，并開始南征北戰(zhàn)的統(tǒng)一事業(yè)。周世宗是我國歷史上有作為的政治家，他在位不到6年即暴病而亡于統(tǒng)一事業(yè)的征途，他的改革和南征北戰(zhàn)，已為日后北宋的統(tǒng)一奠定了基礎。隨著柴榮的離去，后周也僅維持了10年的統(tǒng)治而結束了。

二，十國。在南方和河東地區(qū)存在著和五代并列的十個政權，史稱“十國”

（一），吳和南唐：吳的開創(chuàng)者楊行密，是唐末的淮南節(jié)度使，902年，唐詔宗封他為吳王，建都揚州，占有72州。905年楊行密病卒，其長子、次子和四子先后繼位，但都被丞相張顥、徐溫控制，特別至920年四子楊溥繼位后，雖貴為吳天子，但大權旁落，名存實亡。937年，徐溫的養(yǎng)子徐知浩廢吳帝楊溥，自立為帝，國號唐，史稱“南唐”，建都金陵，并改姓名為李弁，弁子李璟繼位后，西滅楚，東滅閩，占有30余州，廣袤數(shù)千里。到后主李煜時，為北宋所滅。

（,二），前、后蜀：唐壁州（四川導江）刺史王建，從894年開始，先后兼并西川、東川和漢中共46州，后梁建立時，他即刻在成都稱帝，史稱“前蜀”。子王衍繼位后，荒淫奢侈、暴虐苛政，社會矛盾加劇，后唐乘機派兵滅之。并派孟知祥（李克用女婿）為劍南西川節(jié)度副大使。926年孟知祥入成都，整頓吏治，輕徭薄賦，社會生產得以恢復，之后又攻占東川，于934年在成都稱帝，國號蜀，史稱“后蜀”。孟知祥死后，子孟昶繼位，經征戰(zhàn)，領土雖有所擴展，疆域和前蜀相似，但孟昶和王衍一樣，荒淫奢侈、暴虐苛政，致使社會矛盾加劇，965年為北宋所滅。

（三），吳越：吳越的創(chuàng)建者錢镠，于893年時被唐詔宗任命為鎮(zhèn)海節(jié)度使。后因討伐越州軍伐董昌有功，晉升為鎮(zhèn)海、鎮(zhèn)東兩軍節(jié)度使，擁有兩浙13州和一軍之地。907年，后梁封他為吳越王，建都杭州。該地區(qū)戰(zhàn)事少，生產發(fā)達，經濟繁榮。錢氏諸王大都苛虐百姓，生活奢侈腐化。五傳至錢俶，于978年降北宋。

（,四），楚：907年，后梁封割據(jù)湖南的馬殷為楚王，建都潭州（長沙），轄潭、澧、衡、道等20余州。927年，后唐又封他為楚國王，意在以楚和吳越來牽制吳國。楚則借機與中原自由通商，并在開封、襄、唐等州置邸經商，獲利甚大。馬殷死，諸子爭位，政局混亂，915年為南唐滅，但不久楚舊將劉言又起兵擊敗了南唐，實施了對湖南的統(tǒng)治，之后，劉言被部下所殺，周興逢及其子周保權又先后統(tǒng)治湖南，963年為北宋所滅。

（五），閩：897年，唐王朝封王審知為威武軍節(jié)度使，唐滅后，909年后梁又封他為閩王，都福州，據(jù)有泉州、汀州等5州之地。王審知世代務農，當政后在家風的影響下，提倡節(jié)簡，減輕賦稅，獎勵開墾，發(fā)展農業(yè)，開辟海港，建立學校，促進商業(yè)、教育的發(fā)展，從而也大大促進了閩區(qū)的社會經濟文化的發(fā)展。王審知死后，繼任者都是昏君、暴君，內亂不休，945年被南唐所滅。

（六），南漢：905年劉隱為靜海軍節(jié)度使，唐滅后，后梁封他為大彭郡王，其弟劉繼位，擴大了勢力范圍，據(jù)有廣州和潮、邕、容、韶等州，于917年稱帝，國號越，建都廣州，次年改國號為漢，史稱“南漢”。南漢君主都奢侈、暴虐，因此社會矛盾十分尖銳，于971年為北宋所滅。

（七），南平：唐滅后，907年，后梁封高季興為荊南節(jié)度使，924年，后唐又封他為南平王，建都江陵，僅有荊州一地，以后又得歸、峽二州，是十國中最小的一國。高季興及其繼任者，對南北諸國都上表稱臣，借以容膝和得些賞賜。南平靠征收商稅和掠奪過境使者維持財政開支。963年為北宋滅之。

（,八），北漢：951年郭威滅后漢建立后周的同時，后漢高祖劉知遠的胞弟劉崇據(jù)河東并、汾、代等11州，并在太原稱帝，仍以漢為國號，史稱“北漢”。“北漢”土地貧瘠，百姓貧窮，賦役繁重，民不聊生，社會矛盾十分尖銳，979年為北宋滅之。

和五代十國并存的邊疆地區(qū)，還有東北的遼（契丹），西北的高昌，西南的吐蕃、大理的少數(shù)民族所建立的大理國政權，因此，五代十國實際上是唐末藩鎮(zhèn)割據(jù)的繼續(xù)，不過在這割據(jù)局面下，沒有一個象征性的統(tǒng)一王朝，故稱這個時期為合久必分的分裂割據(jù)時期。

三，北宋。

（一）北宋的建立及其統(tǒng)一。959年，后周世宗死，其6歲的兒子柴宗訓繼位，為恭帝，后周呈現(xiàn)了“主少國疑”的局面。960年正月初一，后周君臣正在朝廷恭賀新年，禁軍統(tǒng)帥——殿前都點檢趙匡胤，謊報北漢和遼軍會師來攻。小皇帝征求宰相范質、王溥的同意，令趙匡胤帶領禁軍前往迎敵。第二天大軍北上，離開封幾十里地的陳橋驛，即在早已策劃好了的諸將擁帶下，發(fā)動了“黃袍加身”的“陳橋兵變”，并立即回師開封，奪取了后周的政權，改國號為“宋”史稱“北宋”。趙匡胤則史稱宋太祖。

宋太祖建宋后，于961年6月，威望較高的皇太后杜氏在去世前和他說：你能得天子，是因為周世宗死后繼位的國君年幼的緣故。為了避免周世宗死后“主少國疑”的局面，太后和宋太祖達成了身后由其弟趙光義繼位的盟約，即史稱“金匱之盟”：同時宋太祖更明白，后周致所以失去政權，不僅“主少”，還因“臣強”，特別是帶兵將帥。為了確保世代權益，必須削弱將帥兵權。為此宋太祖設晏招待禁軍將帥石守信、王審琦等，當酒至半酣時，他苦裝為君之難，將帥們問何故？他卻說：皇帝之位，誰都想坐，即使你們沒有這個心意，若你們的下屬將黃袍披于你們身上，何如？一席話將石守信等人嚇懵了，并紛紛表示愿棄權求一生路。于是宋太祖將他們解甲歸田，收回了兵權。這就是史稱的“杯酒釋兵權。”

宋太祖認為，北宋當時的軍事勢力還不足以戰(zhàn)勝北方的遼，只能對付南方幾個較弱的政權。因此實施了先南后北的戰(zhàn)略部署。據(jù)此戰(zhàn)略部署，于963年，北宋首先出兵滅掉了南平，接著先后滅掉了后蜀、南漢和南唐。976年宋太祖猝然死去，根據(jù)“金匱之盟”，其弟趙光義繼位，曰宋太宗。在宋太祖既定方針下，宋太宗加大了對閩和吳越的軍事、政治壓力，于是閩和吳越于978年相繼歸附，至此，南方的割據(jù)政權全被消滅。979年，宋太宗親率大軍，出征北漢，消滅了十國中的最后一個，結束了五代十國72年的分裂割據(jù)的局面，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

（二）推進改革，加強中央集權。為了“矯唐末之失策”北宋初年，太祖、太宗實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

1，削弱州郡（府、州、軍、監(jiān)）一級長官的權力。全國分15路，路以下設州、縣。州（郡）長官由文臣擔任，且不能兼任州以上的職務，州的軍權、財權和司法權均收歸朝廷。州長官之外，另設通判1至2人，便于相互制約。另外，南方各州（郡）的城墻和護城河，絕大部分毀為平地，以弱化其抗御能力。這樣，地方長官的權力分散，勢力削弱，就無法和朝廷對抗了。

2，分割宰相的權力。不但將唐、五代以來所設樞密使和三司使定為常設機構，還在宰相之下又設“參政知事”。以樞密使分宰相的軍權；以三司使分宰相的財權；以“參政知事”作為副貳，分宰相的決策權。這樣“事無不統(tǒng)”的宰相大權，則只剩下有限的權力了，皇帝就可以總覽大權，操縱自如了。

3，禁軍不再設最高統(tǒng)帥，并罷去有關職位，將禁軍兩司分為三衙（三司）。即殿前司、侍衛(wèi)馬軍司和侍衛(wèi)步軍司，三足鼎立。三衙的將領系一些資歷較淺且易駕馭的人擔任，這些將領由樞密院管理并經常調動，促使“兵無常帥，帥無常師”，避免了兵為將領所私有的狀況，結束了武人專橫的局面。

4，重視和發(fā)展科舉制度。科舉取士是宋朝的一個重要特征。在具體操作中，嚴格考試程序，增加錄取名額，提高被錄取人員待遇。因此還在宋初就涌現(xiàn)了一大批高素質的知識分子隊伍，僅宋太宗在位21年通過科舉而得官者就有近萬人，宋仁宗在位41年，單有進士一科而得官者就4500多人。這些知識分子除成為封建國家的忠臣和工具外，也大大地繁榮了社會文化事業(yè)，推動了社會的發(fā)展。因此，宋朝也和唐朝一樣，是文化絢麗燦爛的時代。

5，確定“守內虛外”的軍事部署。宋太宗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患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由于內患，深可俱也，故將禁軍的一半駐防在京師及其附近，其余分駐全國各要沖地區(qū)，以防民眾造反。致于邊境只屯駐少量的禁軍，予以被動的防守。

北宋初年通過以上改革，解決了中央和地方割據(jù)勢力的矛盾，維護了國家的統(tǒng)一，加強了中央集權，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發(fā)展。但忽略了邊防的把守，種下了“積貧積弱”的禍根，以至整個宋朝都無法應對外部勢力的侵擾，而放棄半壁江山，茍安于西子湖旁，最后還是為外部勢力所滅亡。這種教訓也是很深刻的。

  （三）社會矛盾激化和王安石變法。

1，社會矛盾激化。由于北宋初年堅守“守內虛外”的決策，邊防虛弱，常遭外部勢力的侵擾。而在反侵擾的斗爭中又常以屈膝求和而告終。如1004年，契丹大舉攻宋，一直打到黃河北岸的澶州（又名澶淵），宋軍在反攻過程中，雖然打了勝仗，但最后還是簽訂了屈辱的“澶淵之盟”，即每年給契丹貢銀10萬兩，絹20萬匹；又如1040年至1042年西夏對宋發(fā)動多次進攻，宋在反進攻的過程中，雙方都有勝負和傷亡，但宋最后還是簽定了屈辱條約，即每年給西夏銀72000兩，絹153000匹，茶葉3萬斤。此時契丹又乘機要挾，宋又給契丹每年增銀絹各10萬兩匹，前后合計每年共50萬兩匹。邊境各少數(shù)民族借宋王朝的屈辱求和之機，不斷發(fā)動對宋王朝的侵擾，激化了民族矛盾。

民族矛盾激化的同時，也促使了階級矛盾的激化，即將戰(zhàn)爭賠償轉嫁到人民群眾身上，加速了他們的貧困化。另外，北宋對地主、官僚采取“不抑兼并，田制不立”的政策，任意他們兼并農民的土地。因此北宋初期地主侵占農民土地的現(xiàn)象已相當嚴重，至北宋中期，更達到了“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并偽冒，習以成俗”。這樣，地主官僚則大量占有土地。不僅如此，他們還大量隱田和陋稅，到英宗年間，納稅土地僅占全國耕地面積的30%左右，大部分土地都被官僚、豪神、吏胥、寺觀地主隱占，而這些隱占的土地的稅賦又轉嫁到人民群眾身上。還有宋王朝通過科舉考試，吸納了大量的官員而造成的機構臃腫，冗員成堆以及豢養(yǎng)著對外戰(zhàn)斗力不強的100多萬冗軍，這些冗官和冗軍的高額支付（僅冗軍年支付就相當年財政收入的60%左右）又轉嫁到人民群眾身上。總之，人民群眾承擔了對外賠付、地主官僚隱田賦稅、政府軍隊高額支付，再加上他們自己按規(guī)定承擔的名目繁多的稅賦徭役，真是不堪重負而促進了社會矛盾的激化。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相互交織激化下，最后導致了993年四川王小波、李順等領導的農民起義，這次起義雖然被鎮(zhèn)壓下去了，但他們提出了“均平富”的口號，這說明農民斗爭已進入新的實質性的階段。

李順、王小波領導的農民起義失敗后，在相隔40多年后的仁宗慶歷年間（1401年——1408年）又爆發(fā)了農民和士兵的起義。這些起義中，影響較大的有東京的王倫起義，京西的張海起義，湖南桂陽瑤族人民的起義和河北的王則起義。這些起義雖同樣被鎮(zhèn)壓下去了，但北宋統(tǒng)治者深感統(tǒng)治的危機，知諫歐陽修奏議說：“夷狄者，皮膚之患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為了維護封建統(tǒng)治，統(tǒng)治階級內部出現(xiàn)了變法維新的改革派。

2，王安石變法及其失敗。在王安石變法前，曾于1043年，參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了關于《答手詔條陳十事》，即十項改革主張，包括整頓吏治、培養(yǎng)人才、發(fā)展生產、加強武備等。這些主張為仁宗所接受，而頒布實施，即所謂“慶歷新政”。但這些主張觸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階級的利益，新政僅實施了一年就流產了，范仲淹等人也相繼罷官離職。

“慶歷新政”失敗后，經過英宗4年的執(zhí)政，又到1067年神宗即位，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宋王朝統(tǒng)治危機更加深刻，如由來已久的冗官、冗軍而導致冗費已使國家機器難以運轉，宋初即作出的“守內虛外”的軍事部署早已無法應付邊防危機。面臨如此深刻內外危機的宋神宗決心改革，以求有一番利國利民的作為。于是便于1068年將改革家王安石召入京都，次年（1069年）即命其為宰相，主持變法工作。王安石變法的宗旨是富國強兵，因此其變法的重點則是理財和整軍兩個方面。在理財方面的措施是：一，青苗法。即在青荒不接時，由政府以低息向民眾放糧貸款，以限止地主官僚對民眾的高利貸剝削；二，方田均稅法。即清查田產，糾正富豪家族有產無稅的弊端；三，募役法。即以錢代役，原來有差役義務者，以錢代之，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官戶、寺觀戶、單丁戶、未成丁戶、女戶等也要出相當于前者一半的“助役錢”，這就減輕了農民的苛刻差役，有利于發(fā)展農業(yè)生產；四，市易法。即政府出錢，掌控足額的民眾常需的商品，以抵制官僚富商在特定時期操縱市場，哄抬物價，影響民情的行徑；五，農田水利法。即興修水利，發(fā)展農業(yè)生產；六，均輸法。即廢除地方官僚所設的官卡，降低運輸成本，提高運輸效率。在整軍方面的措施是：一，置將法。即針對更戍法形成的“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現(xiàn)狀，將禁軍固定于一個轄區(qū)，由固定的將官，就地加以訓練，“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士”。所謂將是軍隊編制的單位，一將約3000人左右，所以置將法也即在一固定轄區(qū)，由一固定將軍，專訓3000多人，使兵知其將，將熟其士，從而便于指揮，提高戰(zhàn)斗力，有利于加強邊防。二，保甲法。即對農民進行編組，10戶為一保，5保為一大保，10大保為一都保。凡家有兩丁以上者，出一人作保丁，并選取智勇者做保長、大保長、都保正，于農閑時，集合保丁，習練武藝，以維護農村的穩(wěn)定和安全。還有教育方面的改革，即為了抵制保守派對儒家學說的解釋壟斷權，而把《詩》、《書》和《周禮》三部典籍重新加以注釋，并編纂和頒行，故稱《三經新義》。《三經新義》于1075年（熙寧8年）頒行，其后的50多年間，太學、州縣學校和科舉都以它為主要教材和應試標準。

王安石變法，在發(fā)展生產，富國強兵方面，收到了顯著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積貧積弱”的局面。但變法觸及了官僚豪紳和大地主集團的利益，而遭到了激烈的反對和攻擊。因此變法是在阻力重重的艱難曲折中進行的。激烈反對和攻擊變法者固然有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各個方面，但總代表是司馬光集團，他們以洛陽為基地，組成了一個在野內閣，向神宗奏本，對新法的實施進行破壞和搗亂，并咒罵王安石是違背天命，違背祖宗之法，是“以賤凌貴，以邪防正”，“近日之大患”等等。因此司馬光宣稱和王安石是“猶冰炭不可共器”。在反對派的攻擊和污蔑下，神宗對變法也不是那末一貫地支持和堅定，特別當阻力來自太后皇后以及皇親國戚等方面時，他又動搖和屈服了。因此在近10年的變法過程中，王安石曾被兩次罷相。面對反對派的激烈攻擊，王安石提出了“三不足”的思想，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并以“三不足”思想，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反對派展開了思想理論的論戰(zhàn)：（1），尊天命還是反天命。關于“天命觀”，是先秦以來思想理論界保守派與革新派爭論的焦點，司馬光以保守派的觀點再一次鼓吹“天不變，道也不變”，攻擊新法是違犯天命，“必得天刑”。因而將水、旱、地震、山崩等自然現(xiàn)象都說成是變法所致，叫嚷只有去安石才能風調雨順，天下太平。王安石針鋒相對地指出，天地萬物都是由五行（金、木、水、火、土）變化生成的，而且五行變化，往來于天地之間，無處不在，永不停息。五行變化的動力是事物本身“有偶、有對，偶中又有偶焉”。因此，水、旱等自然災害是自然現(xiàn)象，只有變法，發(fā)揮人的能動力量，才能克服和戰(zhàn)勝之。王安石正是以這種樸素的唯物辨證法的思想批駁了“天命觀”和反對派的謬論。（2）對祖宗之法是變還是不變。司馬光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王安石則認為“祖宗不足法”，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以變，一定要變，一次不行，五次；五次不行，若干次，一直變下去，才能打開新的局面。特別在抗戰(zhàn)和求和問題上，司馬光堅守宋初的“守內虛外”成法，而主張棄地求和，不得罪契丹和西夏的貴族。王安石不僅批駁了這種棄地求和的主張，而且還以“置將法”變通了“守內虛外”成法，增強了軍事力量，收復了一些失地。（3）畏人言還是不畏人言。變法綱開始，司馬光就以“畏圣人言”，制造種種蜚語，對新法進行誹謗和攻擊，說新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諫”。接著，仁宗后、英宗后也對神宗施加壓力，并在朝廷上下，宮廷內外，釀成了哭哭啼啼，吵吵嚷嚷的鬧劇，要求取消新法，趕走王安石。王安石不但不以這種誹謗和鬧劇所動搖，而且大無畏地提出了“人言不足恤”。同時專寫了《答司馬諫議書》回駁了司馬光的誹謗，理直氣壯地指出：新法由朝廷特設的《三司條例司》機構執(zhí)行，何以侵官？興利除弊，富國強兵，何以生事？為國家理財，增加財富，何以征利？拒絕頑固保守的錯誤主張，何以拒諫？“人言不足恤”，反映了王安石為了堅持真理而敢于抗上和反潮流的精神。雖然王安石變法是為封建統(tǒng)治的大局和長遠著想，而且變法措施也符合實際，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對既得利益者的批駁也充分有力。但變法觸動了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又包括了最高統(tǒng)治者及其皇親國舅再加上舊臣豪族而形成了一個強大的頑固保守派，在這強大頑固保守派的反對下，變法是無法進行到底的。因此于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被迫辭去相位后，就不再參與國事。此后，神宗為了緩解和頑固保守派的矛盾，則在新法中去了抑止豪強兼并的部分。1085年神宗死后，年方10歲的哲宗繼位，皇太后（英宗后）高氏起用了司馬光做宰相，新法全部被廢除，變法派人物被貶斥和流放，早已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報恨而死。哲宗親政后，曾起用變法派人物，試圖恢復新法，但更遭到頑固派的反對而導致了統(tǒng)治集團內部的激烈爭斗無法實施，至此變法運動則從上到下的完全失敗了。

王安石變法的實質是將既得利益集團以權利之便所占有的豐厚財富分割一部分給民眾，以化解社會矛盾，緩解日益深刻的統(tǒng)治危機，從而實現(xiàn)長治久安的封建統(tǒng)治。可利欲熏心的既得利益者，卻不愿讓出絲毫權益，竭力抵制和破壞變法，使變法夭折。結果社會矛盾更加尖銳，統(tǒng)治危機更加深刻，不堪重負的廣大民眾則揭竿而起，推翻不肯讓利的統(tǒng)治王朝，或者這個統(tǒng)治王朝為外族乘機而入被摧毀，這是中國封建王朝更替的邏輯，宋王朝正在沿著這一邏輯走下去。

（四）徽宗王朝的腐敗和北宋的滅亡

歷史進入宋徽宗時期，一切變法改革的聲音全被淹沒，腐朽勢力甚囂塵上。因此在宋徽宗執(zhí)政的25年期間，是北宋最黑暗最腐朽的時期，其表現(xiàn)：一是寵信奸臣。史稱“六賊”的蔡京、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高俅等就是宋徽宗的寵臣。這些人驕奢淫逸，無惡不作，特別是公開賣官鬻爵，中飽私囊的同時，也給國家臃腫了機構，增加了冗員。從而大量增加政府俸祿和兵餉的支出，這些支出自然轉嫁到人民群眾身上。二是營建宮殿園陵。宋徽宗是個紈绔子弟、浪蕩公子，奢侈享受是其本性。為此，他挖空心思地興建了富麗堂煌的新延福宮，此宮亭臺樓榭錯落有致，鶴庒鹿砦掩映在名花綠蔭之間，鑿池為湖，怪石成山，小橋流水，花影相疊，風送花香，鶴鹿雀躍。不僅如此，他還千方百計地搜掠天下珍玩入宮，他令童貫在蘇州、杭州設“造作局”，集中數(shù)千工匠，搜刮民間珍奇的原料器材，制造各種工藝物品運回宮里；他又派朱勔在蘇州設“應奉局”，專門搜掠東南沿海各省的奇花異石，以船從大運河運回開封，每10船組成一綱，叫“花石綱”，東南人民慘遭荼毒。三是侵奪民田為“公田”。此類公田時稱“括公田”，將其強迫租給自耕農，取年收入實物的一半為租金。此法開始于京西汝州一帶實行，后來推廣到京西全路和京東、淮南、浙西各地，結果大量民田被侵奪，成為皇室或政府收取租金的私房田。不僅政府皇室大量侵奪民田，官僚、豪紳也大量兼并民田，朱勔在蘇州等地侵奪民田30多萬畝，歲收租課10多萬擔；宰相蔡京侵奪民田至少也有50多萬畝。腐朽的徽宗皇室，強加于人民身上的負擔太重了，因此當時流傳的“打破筒（童貫），潑了菜（蔡京），便是人間好世界”的歌謠，真實地反映了社會矛盾的尖銳和人民起義造反的到來。

率先起義造反的便是徽宗王朝肆意掠奪的江浙一帶，即1120年——1122年方臘領導的農民起義。起義直接針對“造作局”和“應奉局”的肆意掠奪，特別是對“應奉局”的頭自朱勔的胡作非為，更是恨之入骨。因此起義軍以“誅朱勔”為口號，發(fā)動群眾，宣布起義。起義隊伍迅速擴大到數(shù)萬人，“私販茶鹽之人”也紛紛加入。起義軍所向披靡，三個月之內，即攻下了睦州、處州和首府杭州等地，共占六州六十多個縣，隊伍擴大至近百萬，“聲搖汴都”、“東南大震”。在起義軍的強大威力下，宋王朝派童貫以15萬精銳禁軍和西北邊兵進行鎮(zhèn)壓，各地地主武裝也配合宋軍鎮(zhèn)壓起義軍。在這強敵的鎮(zhèn)壓下，因起義軍兵力分散，敵不過宋軍的反撲而失敗了。在方臘起義前后，還有宋江領導的京東、河北、淮南一帶的農民起義，他們以“劫富濟貧”為口號，殺貪官，除惡霸；他們武藝高強，作戰(zhàn)勇敢，屢敗宋軍。又在宋江起義的影響下，于1124年還有山東、河北人民的武裝起義，規(guī)模至萬人或數(shù)萬人，他們或據(jù)山險，或憑水泊，進行機動靈活的反抗斗爭。這些斗爭和方臘起義一樣，雖被鎮(zhèn)壓下去了，但沉重地打擊了腐朽的宋王朝，并使其陷于風雨飄搖之中。

正在徽宗王朝風雨飄搖之際，東北女真部落所建立的金朝興起來了，其首領阿骨打于1115年稱帝，國號“大金”，定都會寧府（黒龍江阿城縣南）。從阿骨打稱帝至1122年，八年的時間里，金先后占領了遼的東京（遼陽府）、上京（臨潢府）、中京、西京（大同府）和南京（燕京），最后于1125年2月俘掠了遼天祚帝，并滅了遼。在金和宋協(xié)同滅遼的過程中，金看透了宋軍經過起義軍的打擊后，一路潰敗，毫無戰(zhàn)斗力的事實。因此，滅遼后，金就將矛頭指向了宋。即于1125年10月兵分東西兩路南下，直逼京都開封。面對虎視眈眈的金軍，徽宗嚇破了膽，急急忙忙將帝位以“禪讓”的方式傳給了其兒趙桓（欽宗），自己則以“巡幸”為由逃至淮浙去了。金兵南犯并包圍了開封，經過燒殺虜掠的大破壞后北撤了。金軍北撤后，欽宗又把徽宗接回開封，住“居龍德宮”，以“教主道君太上皇”自居。欽徽統(tǒng)治集團正茍安渡日時，金兵又于1126年秋，分東西兩路南下，如秋風掃落葉一樣，一路橫掃宋軍，于閏11月占領了開封。經過一番大肆虜掠之后，于1127年再次北撤，帶走了包括欽徽二宗在內的全部俘虜和財富，史稱“靖康之難”，至此北宋也就滅亡了。

四，南宋。

（一）南宋的建立和宋金對歭局面的形成。欽徽二宗被金人俘虜后，1127年，徽宗九子趙構于南京應天府（河南商丘）即帝位，為高宗，改年號為建炎。1129年金兵又分路南下，追擊高宗，高宗狼狽逃竄，1130年乘船逃往溫州，金兵又下海追趕300里，在狂風急雨下，被宋軍打敗，才收兵北去，高宗也才有一喘息之機，并北返，于1132年在臨安府安頓下來，最后于1138年定都臨安府（杭州），史稱南宋。

在南宋初建時，迫于金兵的威脅而起用抗戰(zhàn)派李綱、宗澤等，但旋即被投降派黃潛善、汪泊彥所排擠。雖然如此，但江南、江北都集聚了大量抗金力量。江北有太行山地區(qū)臉部刻有“赤心報國，誓殺金賊”的“八字軍”和河東地區(qū)的“紅巾軍”。他們的英勇抗金，牽制著金兵的南下；江南有張榮領導的水軍和抗金名將韓世忠、岳飛所領導的義軍給南侵的金軍一有力地打擊，這就緩解了正在流亡的南宋政權的壓力。但金滅宋心不死，南下失利后又采取了新的策略，即一方面扶持傀儡政權，先是扶持舊臣、投降派頭子張邦昌為“大楚”皇帝，后又扶持南宋叛將劉豫為“大齊”皇帝。“大齊”政權建立后一個月，又將和欽徽二宗一起被俘并已降金的宋舊臣秦檜放回南歸至南宋朝廷內部做投降的說客。另一方面又重新組織力量分西、中、東三路南下，大迂回地包抄南宋。1130年將重兵集中陜西一帶，組成西路軍，企圖從這里入川，控制長江上游，再順江而下?lián)裟纤危谒诬妳谦d、吳璘兄弟的英勇抗擊下，先后于1131年和1134年春在和尚原（寶雞西南，大散關以東）和仙人關（大散關西南）擊敗金軍主力10萬，收復了一些州縣，粉碎金軍入川的企圖；1134年夏秋之間，又在宋軍岳飛的率領下，擊敗了偽齊所組織中路軍，收復了襄陽府、信陽郡等6個州郡；同年10月再在宋軍韓世忠的率領下，于揚州西北大儀鎮(zhèn)擊敗了金軍的東路軍，并將金軍追至淮河南岸。在各路南下金軍遭受重創(chuàng)之后，又進一步采取了“以和議佐攻戰(zhàn)的”策略，向南宋表示：如果愿稱臣納貢，則可和議退地。一貫妥協(xié)投降的宋高宗，得此消息后，喜出望外，并立即起用被俘后已降金而又被金放回南宋朝廷做投降說客的秦檜為宰相兼樞密使，不顧岳飛、韓世忠等抗戰(zhàn)派的激烈反對，而加緊投降活動，終于1139年定立了和約。

正在高宗、秦檜慶祝和約簽定之時，金軍又翻臉撕毀和約，全面進攻南宋。同時宋軍也展開了全面反攻：西路，宋將吳璘打敗金軍，收復了陜西扶風；東路，宋將劉锜指揮20000多“八字軍”于順昌（安徽阜陽）打敗金“常勝軍”十多萬，取得了以少勝多，震動金朝的“順昌大捷”。西東各路的勝利，大大有利于中路岳飛的北伐。1140年6月，岳飛從德安府（湖北安陸）大舉北伐，他以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的精神，不顧高宗班師的命令，先后收復了蔡州（河南汝昌）、穎昌、淮寧（淮陽）、鄭州、洛陽等地。又派義軍首領梁興回太行山在金軍后方展開斗爭。岳飛自己則率部駐守郾城，并逼近金軍戰(zhàn)略要地開封，最后雙方在郾城會戰(zhàn)，大量殲滅金軍，提供了收復中原的有利條件。正在各路宋軍和義軍全面反攻，節(jié)節(jié)勝利之際，小肚雞腸的宋高宗又擔心各路將軍手握重兵，威脅其統(tǒng)治。于是就和秦檜商定，以“論功行賞”之名，于1141年命令各路將軍班師回朝，特別對堅守前線誓死抗金的岳飛，則一天下12道金牌令其回朝。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將回臨安后，韓世忠、張俊被任命為樞密使，岳飛被任命為副樞密使。這種明升暗降的實質是解除了他們的兵權。不久，秦檜又指示張俊威脅、拉攏岳飛部將王貴、王俊等人，誣告岳飛謀反，并逮捕岳飛及其子岳云等。這就消除了其妥協(xié)投降的障礙，接著于同年11月就和金簽定了和約，和約內容為：宋向金稱臣，“世世子孫，謹守臣節(jié)”；宋金疆界，東以淮河中流，西以陜西寶雞西南的大散關為界，宋割河南唐河、鄧縣二州及陜西商縣、甘肅天水二州之半予金；宋歲貢銀25萬兩，絹25萬匹。這是紹興11年所簽，故為“紹興和約”。這是在抗金節(jié)節(jié)勝利的大好形勢下所簽定的甘當兒皇帝的和約。高宗和秦檜為了表示對和約的忠心，接著于12月就以“莫須有”的罪名殺死了抗金英雄岳飛及其子岳云。在臨刑前，岳飛寫下了“天理昭昭、天理昭昭”八個大字而慷慨就義。

通過“紹興和約”，無論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金都獲益甚豐，但他貪心不足，仍以南下滅宋，大肆掠奪為目標。為此他于1153年先將首都從東北的會寧府遷至燕京，再于1161年遷至開封府。隨即于同年9月即以號稱百萬大軍，分四路南下攻打南宋。面對南下的金軍，宋軍開始不戰(zhàn)而潰，首都臨安也亂作一團，紛紛“遣家預避”，宋高宗也要“散百官，浮海避敵”。但宰相陳康伯堅持抗戰(zhàn)，并派樞密院事葉義問督視江南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謀軍事。于10月于山東日照的陳家島消滅了金南下企圖襲擊臨安的水師；又于11月大敗了于安徽合州采石渡江的金軍。金軍采石渡江失敗后，即北遁，并又將都城遷至燕京。此次金軍的北遁，宣告了南宋投降政策的破產，高宗被迫于1162年禪位其過給的兒子趙眘，為孝宗，年號為隆興。孝宗又起用抗戰(zhàn)派張浚為樞密使，主持北伐。但張浚為一介書生，為大舉南下的金軍所敗。于是又于1164年簽定了“隆興和約”，其內容為：南宋不再向金稱臣，世為叔侄之國；原來的“歲貢”改稱歲幣，每年減少銀絹10萬兩匹，即支銀20萬兩，絹20萬匹；疆界與“紹興和約”相同。“隆興和約”的簽定，標志了宋金雙方實力狀態(tài)均衡，任何一方想戰(zhàn)勝對方都是困難的。從此，宋金對歭局面正式形成。

宋金對歭40多年，相安無事未開戰(zhàn)。可至13世紀初，金北臨蒙古族侵擾，內有各民族的反抗，統(tǒng)治危機加深。南宋重臣韓侂胄則想乘機伐金，以樹“蓋世功名”。于是于1206年下詔北伐，分道進兵。不料金援兵大量南下，宋軍大敗，又于1208年(嘉定元年)簽定屈辱的和約，史稱“嘉定和約”。盡管此和約仍為南宋屈辱稱臣之性質，但仍未改變宋金力量均衡的局勢，只不過在相互對歭的過程中，都受到正在北方興起的蒙古族勢力的挑戰(zhàn)和威脅。在這挑戰(zhàn)和威脅的過程中，金宋先后衰落和滅亡了。

（二）社會矛盾的加劇和南宋的滅亡。

1，社會矛盾的加劇。社會矛盾包括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在階級矛盾方面的表現(xiàn)：一是在南宋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金兵所到之處，大肆掠奪和燒殺，直接給人民群眾帶來痛苦和災難，這種痛苦和災難必然引起人民群眾對南宋政府的不滿；二是通過和金簽訂的四個妥協(xié)投降，甘當兒皇帝的和約所交付的銀絹都轉嫁到人民群眾身上，而增加了他們的負擔；三是土地兼并加劇。宋廷南渡后，皇族和官僚都霸占土地，建制家業(yè)而造成了土地的高度集中，有的權貴所占之地往往是“綿亙數(shù)百里，或阡陌繩聯(lián)，彌望千里”。這樣就導致了大量農民失去了土地，而成為失去了人身自由的艱難拮據(jù)的佃戶或佃客；四是賦稅繁重。南宋政府將對外投降所交納的貢賦和奢侈腐敗的耗費都以名目繁多的稅賦強加予人民群眾身上，而導致了人民群眾如牛負重，不堪忍受。綜上幾方面，必然導致階級矛盾激化，而起義反抗。這種起義反抗還在南宋初年就有湖湘一帶的鐘相、楊幺起義，他們以嶄新的“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要求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平等，把農民斗爭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也同時擔當起了反階級壓迫和反民族壓迫的雙重任務。到了南宋的中后期，又爆發(fā)了以農民為主體的，包括士兵、茶販、鹽販和各少數(shù)民族的起義，其中規(guī)模較大的有1175年賴文政領導湖北茶販起義；1208年湖南瑤族李元礪領導的郴州黑風洞起義；1228年贛州農民陳三槍和張魔王領導的起義。不同時期的農民起義斗爭都打擊了南宋小朝廷，加深了其統(tǒng)治的危機。在金統(tǒng)治的北方地區(qū)，廣大人民群眾也不堪忍受金統(tǒng)治者的殘酷剝削和壓迫而起義反抗，其中于1214年爆發(fā)于山東、河北的紅襖軍起義聲勢浩大。紅襖軍分三支：魯東一支由楊安兒領導，活動于青、濰、莒、密等州；魯南一支由劉二祖領導，活動于泰安、臨沂一帶；魯中一支由李全領導，活動于安丘、臨朐一帶。這些起義也打擊了金的統(tǒng)治，加深了金的統(tǒng)治危機。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織的情況下，民族矛盾是主要的。因此對南宋或金統(tǒng)治構成致命威脅的，還是北方正在興起的蒙古族勢力，這股勢力加劇了宋金的民族矛盾。蒙古封建軍事政權確立后，就開始向四鄰擴張，金、宋則是其擴張的主要對象。1227年蒙古軍滅了西夏以后，旋即將矛頭指向了金。為了迅速滅金，蒙古遣使王橶聯(lián)宋滅金，條件是聯(lián)合滅金后，將河南之地歸還南宋，南宋欣然同意。于是于1233年，蒙宋聯(lián)軍包圍了蔡州（河南汝南），接著于1234年正月，宋軍先破蔡州城門，然后迎蒙軍入城，金末代皇帝完顏守緒自殺，隨之金也就滅亡了。

2，南宋的滅亡。蒙宋聯(lián)合滅金后，宋將孟珙如約去接受河南三京（開封、洛陽、歸德），可蒙軍卻決黃河堤予以阻止，并以武力抵制。從此開始了蒙宋對戰(zhàn)的局面。由于蒙軍南下遇到了南宋軍民的頑強抵抗，深感直接滅宋并非易事，于是確立了北西南大包圍的戰(zhàn)略，然后再三面合圍消滅南宋。在這戰(zhàn)略路線的指導下。首先將戰(zhàn)略目標指向南宋的西南邊陲，即云南大理國。1253年，蒙古派忽必烈率軍從寧夏經甘肅入川，渡過金沙江，至云南大理，旋即滅了大理國。1254年忽必烈回師北返，余部除鎮(zhèn)守云南外，還予1257年占領了安南。這樣即完成了對南宋的戰(zhàn)略包圍。1257年蒙古正式發(fā)動了對南宋的全面軍事進攻。一路進攻四川，沿途遭到南宋軍民的頑強抵抗，打了一年才到了合川。合川保衛(wèi)戰(zhàn)在前后知州王堅、張玨繼率領下，英勇悲壯，打了近20年才被攻破；一路由忽必烈率領攻武昌的襄樊。1264年忽必烈奪得了蒙古最高統(tǒng)治權，并建都燕京，改年號為至元，又于1271年改國號為大元，正式建立元朝。襄樊保衛(wèi)戰(zhàn)即襄陽和樊城保衛(wèi)戰(zhàn)，在忽必烈的進攻下，還在1267年冬即開始了。兩城夾漢水而對歭，接浮橋而來往。此保衛(wèi)戰(zhàn)之英勇悲壯可與四川合川保衛(wèi)戰(zhàn)齊名，直至1273年元軍以水陸夾攻，燒毀了浮橋，斷了襄樊兩城的聯(lián)系，并用新式武器“回回”炮來轟擊，樊城才先被攻破，守將牛富率眾巷戰(zhàn)，英勇就義。接著襄陽被破。襄樊破后，南宋門戶洞開，形勢急轉直下，即元軍水陸兩軍，由襄陽順漢水而下，進入長江。宋軍在權相賈似道的妥協(xié)投降路線指導下，或敗或降。1275年，在朝野的壓力下，賈似道被迫出兵應戰(zhàn)。但軍無斗志，相互觀望，13萬宋軍在池州下游與元軍遭遇后，一戰(zhàn)即潰，賈似道旋被免相，并于途中將其處死。1276年元軍占領臨安，南宋恭帝趙顯及謝、全兩太后被俘并和其它官員一并送往北方。臨安失收后，文天祥、張世杰、陸秀夫等人在福州擁立益王趙昰為帝（端宗），號召人民繼續(xù)抗元。同時由福州轉江西，再到廣東，因寡不敵眾，趙昰逃往海中，并于1278年死于廣東吳川南海中。陸秀夫、張世杰又擁立衛(wèi)王趙昺為帝，流亡于南海的崖山一帶。1278年，文天祥在海豐北兵敗被俘，元軍令他寫信招降張世杰，他卻大義凜然地寫下了“人生自古誰不死，留取丹心照漢青！”的詩句，表達了他堅貞不屈的愛國決心。后被送到元大都，1283年從用就義。趙昺南宋流亡政權在元軍的追襲下，走投無路，于1279年，陸秀夫負帝趙昺投海而死，張世杰率部突圍時墜海而死，崖山宋軍全部壯烈犧牲，南宋歷經153年，至此而亡。

（三）兩宋的文化。兩宋雖對外屈弱，但政治氛圍寬松，對文化的發(fā)展提供了有利的舞臺。因此兩宋文化的全方位都呈現(xiàn)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態(tài)勢，文化成果也極其豐碩。無論是哲學、史學、文學和科學技術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都有劃時代的成果。

1，哲學。宋朝的哲學，主要是創(chuàng)立了“理學”，其代表人物有周敦頤、程顥、程頤和朱熹，其中朱熹為集大成者。他們吸收了佛家和道家的思想，又采納了北宋唯物主義思想家張載關于“氣”的學說，創(chuàng)立了“理學”的哲學體系，又稱“程朱理學”。“程朱理學”將儒家學說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其具體解釋是：“理”是萬物生成的本源，氣是構成萬物的材料，因此“理”是第一性的，“氣”是第二性的。所以，朱熹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有理便有氣，流行發(fā)育萬物”。這是孔子客觀唯心主義“天命觀”的延續(xù)和發(fā)展，也即，“理”是天理。朱熹還特別宣揚封建綱常名教是“理”的體現(xiàn)，是永恒不變的：“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為了維護體現(xiàn)天理的封建綱常名教，他們又宣揚“存天理，滅人欲”，即叫人們安于饑餓和痛苦，不要反抗。為了要求廣大婦女守節(jié)，竟宣揚“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                     

程朱理學影響深遠，之后的元、明、清三代都以其為思想理論統(tǒng)治工具，建立了強大的封建專制統(tǒng)治國家。元代基本上沿襲了程朱理學的操法，而明、清則有所發(fā)展，故使已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封建專制王朝仍牢固地長期延續(xù)下去。明朝在沿襲程朱理學的基礎上，又在宋朝陸九淵關于“心即理也”主觀唯心主義理學的基礎上，王陽明又提出了“心外無物”的命題，主張心“是萬物的本源”，并在陸九淵關于“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今來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基礎上。主張三綱五常是“人心所固有的東西，是人心的良知”，要存“心”（三綱五常）滅“欲”。這就形成了主觀唯心主義的“陸王理學”。“陸王理學”在嚴重侵犯人權，維護封建統(tǒng)治方面，和程朱理學無異。到清代，清統(tǒng)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封建統(tǒng)治，極力表彰理學，將理學立為正統(tǒng)思想和封建法典，將朱熹捧為圣賢，并將其所注釋的《四書集注》定為科舉考試和書院學校的標本，大力宣揚所謂“非朱子之傳義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禮不敢行”。清王朝以理學為思想理論工具。實行了空前的“文字獄”，實現(xiàn)了高度的封建專制。

在封建統(tǒng)治者極力推崇理學，維護自己封建統(tǒng)治的同時，一些唯物主義思想家也站在斗爭的前列，舉起了批判理學的旗幟。如宋朝張載、王安石、陳亮，明朝的李贄，清朝的黃宗羲、王夫之、戴震等。王安石以樸素的唯物辯證法批判了“天命觀”，并為了堅持和推動變法而提出了“三不足畏”的思想。給頑固保守派以沉重打擊的同時，也給宋王朝暫時地注入了新鮮血液；李贄在理學占統(tǒng)治地位的明代提出了不能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的理論，并認為所謂“六經”不過是史官的“贊美之語”和孔孟之徒“記憶師說”的殘缺筆記，他譏諷理學派是看戲人中的矮子，人云亦云式的“一犬吠影，群犬吠影”，特別是揭露了他們口談道德，心想高官，陽為道學，陰為富貴的偽君子；黃宗羲的哲學思想是：“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人和物都是由氣所產生的，這是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黃宗羲的杰出貢獻是揭露和批判理學所維護的君主專制制度，其所著《明夷待訪錄》是反對君主專制的宣言書，他說：君主專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安寧者，為君也”，君主是“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yè)”，是“敲剝天下之骨肉，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之大害；王夫之將程朱理學視為異端，他以“氣化日新，生生不息”的樸素唯物主義觀點，概括了不斷發(fā)展變化的物質世界，他將歷史發(fā)展的趨勢比做“勢”，將發(fā)展規(guī)律比做“理”，結論是“在勢之必然處見理，”，“時異而勢異”，“勢異理亦異”。這就有力地批判了“理”為先的程朱理學觀點；戴震將對程朱理學的批判推向了高峰，他說：理學是“以理殺人”，強調“去欲存理”的實質是“天下國家受其禍，是人民大眾的殘殺之具”。由于理學使人愚昧盲從，就導致“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因此他說：“以理殺人”甚于“以法殺人”。

在長期的封建專制統(tǒng)治時代，雖然進步思想家提出了進步的思想理論，但這些理論并不符合封建統(tǒng)治者的利益，故不被吸收和利用。只有符合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的思想，才能占統(tǒng)治地位。程朱理學之所以長期居于統(tǒng)治地位，就是因為它符合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它一直陪伴并服務于封建專制王朝走向終點。即便在新時代里，仍有其殘余，在影響著新時代腳步或快或慢地前進。

2，史學。兩宋史學研究的成就，遠遠超過前代。不僅史學著作大量出現(xiàn)，而且也出現(xiàn)了新的編纂體裁——紀事本末體。同時也開辟了金石學研究領域，將史學研究范圍從古典文獻擴大到古今石器領域。重要的大型史書著作有《資治通鑒》、《通志》等。

《資治通鑒》為著名史學家司馬光編纂，全書共294卷，上起威列王23年（前403年）韓、趙、魏三家分晉，下至后周世宗顯德6年（959年），記述了從戰(zhàn)國到五代1362年的歷史。全書取材豐富，考證祥密。其目的“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所以大部分篇幅記述了歷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對于經濟、文化方面則很少記載；《通監(jiān)紀事本末》，是我國第一部紀事本末體的歷史著作，為南宋史學家袁樞所著，他根據(jù)編年和紀傳兩種體裁的缺陷，對《通鑒》進行改編，區(qū)別門目，以類排纂，總括1362年史跡，分隸239目，每事一篇，自為起迄，故名“紀事本末”，為歷史編纂開辟了新途徑；《通志》，是南宋杰出史學家鄭樵所著，共200卷。其中記述歷代君臣事跡的本紀和列傳多抄錄舊史，不被重視，其最大貢獻是20略，這是全書的精華，其中氏族、六書、七音、都邑、昆蟲草木等五類為舊史所無，20略概括了古代文化的各個方面，反映了鄭樵在文化史方面的獨創(chuàng)精神和宏偉氣魄；金石學，是宋代史學家開辟的一個新領域，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對古器物及古器物拓本的搜集；二是對古器物的鑒定及金石文字的考釋，三是以古器物及金石文字來考訂歷史記載。主要金石著作有北宋歐陽修的《集古錄》、呂大臨的《考古圖》等；南宋趙明誠的《金石錄》、薛商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鄭樵的《通志?金石略》等。

3，文學。兩宋的文學，主要表現(xiàn)在詞的興盛。詞源于民間，始于唐，興于五代，盛于兩宋。五代詞（不包括南唐）的風格是綺麗香軟，被稱為“花間派”詞，南唐著名詞人李璟、李煜等的作品則清新俊逸，特別是后主李煜，在國破家亡的情況下，其作品更多地是抒發(fā)個人哀傷凄苦的情調，因此哀婉感人。至宋代，地主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城市生活的繁榮，歌妓舞女充滿歌樓，為唱詞的發(fā)展及其在文壇上占統(tǒng)治地位提供了客觀條件。因此，宋詞與唐詩前后相應，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瑰寶。著名詞人有：柳永，是北宋詞壇上影響較大的詞人，其突出貢獻是發(fā)展了長調的體裁，作品具有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的濃厚市民氣息，有“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的傳說；蘇軾，是北宋著名詞人，他沖破了狹隘的傳統(tǒng)局限，“一洗綺羅香澤之態(tài)，擺脫綢繆宛轉之度”，開拓了廣闊寫作天地，從而以幻想的浪漫精神和雄渾博大意境，表現(xiàn)了豪放的風格，為豪放派詞創(chuàng)始人；陸游，是南宋的大詩人和大詞人，是一位著名的愛國志士，在他臨死前仍不忘恢復中原，因此在《示兒》詩中說：“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又在《訴衷情》一詞里慨嘆：“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州”，充滿了國恥未雪的悲憤情緒；李清照，是北宋末年，南宋初年著名的女詞人，詞以委婉含蓄，絢麗清晰著稱，為婉約派正宗，詞以宋室南度為界，前期表現(xiàn)為歡樂明快輕松，后期則充滿了悲涼飄零，國破家亡的凄苦，是中國詞壇上影響深遠的女詞人。

4，科學技術。中國影響世界的四大發(fā)明，就有三大發(fā)明，即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是宋代發(fā)明的。北宋布衣畢昇在唐代雕版藝術的基礎上發(fā)明的活字印刷術，是印刷事業(yè)上的一個劃時代的革新，是我國勞動人民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北宋科學家沈括在天然磁鐵進行人工磁化形成人工磁鐵的基礎上，經過各種形式的實驗，發(fā)明了指南針，又在此基礎上，發(fā)現(xiàn)了地磁偏角（磁針所指方向，與地球子午線相交的角度），為南宋羅盤針的發(fā)明和航海事業(yè)的發(fā)達提供了先決條件；北宋仁宗時期，曾公亮主編的《武經總要》即記載了火藥的制作：硫磺、焰硝、松脂以及其他不同物質按一定的比例和操作程序制成不同用途的火藥，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火藥發(fā)明的記載，可見火藥在北宋初年就發(fā)明了。

沈括是北宋時期的卓越科學家，其名著《夢溪筆談》總結了我國古代，特別是北宋時期自然科學所達到的輝煌成就，內容涉及天文、數(shù)學、物理、化學、生物、地質、地理、氣象、醫(yī)藥和工程技術等廣泛領域。沈括本人的科學成就，突出地表現(xiàn)在天文歷法方面，他在兼管司天監(jiān)期間，曾破格選拔平民出身的天文歷算家衛(wèi)樸進司天監(jiān)，主持編修《奉元歷》，以365?24358日為一回歸年，雖比今天通行的365?2422日稍大，但比當時通行的歷法要精密得多，同時他在《補筆談》卷二里，還提出了改革舊歷法的主張：按節(jié)氣定月，以立春為元旦，不管月缺月圓，只管時令節(jié)氣；大月31日，小月30日，大小月相同，不設閏月。這種將四季24節(jié)氣和12個月份完全統(tǒng)一起來的歷法，很適于農業(yè)生產的需要。沈括不僅是我國歷史上一位杰出的科學家，也在世界科學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