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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根問祖是中國人、尤其是遷居他鄉(xiāng)或飄零異國的炎黃子孫們永遠割舍不斷的歷史情結。提到尋根，人們自然聯(lián)想到中國古代八大移民集散地——山西大槐樹、蘇州閶門外、江西瓦屑壩、麻城孝感鄉(xiāng)、山東棗林莊、廣東珠璣巷、福建石壁村、河北小興州。這八大移民圣地以其在歷史上移民規(guī)模大、影響深遠而聞名遐邇，或載于口碑，或書之典籍。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移民圣地之一的湖北孝感鄉(xiāng)幾乎被歷史湮沒，致使當今湖北人和四川人數(shù)典忘祖、鮮知其事。

何處尋蹤孝感鄉(xiāng)

如果你問四川人，他的祖輩從何處來？他們多會回答是從湖廣麻城縣或麻城孝感鄉(xiāng)而來。此說可征諸縣志。如民國《南溪縣志》稱：“今蜀南來自湖廣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鄉(xiāng)。” 又如民國《榮縣志》曰：“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動稱是年由麻城孝感鄉(xiāng)入川，人人言然。” 又可見之家譜記載。如內江《周氏族譜》：“洪武出治，我圣祖仁皇帝遂下詔旨令湖廣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xiāng)填實四川。我祖奉命襁負其子，入川于紅合鄉(xiāng)落業(yè)。” 又如隆昌《劉氏族譜》：“吾家起自湖廣麻城縣孝感鄉(xiāng)，明初入蜀。” 由此可見，麻城縣曾有過孝感鄉(xiāng)，其地名并非虛構。然而查檢當今麻城市行政區(qū)劃或鄉(xiāng)鎮(zhèn)名錄，是找不到孝感鄉(xiāng)這一建置和地名的，使得許多尋根者斷然否定曾經(jīng)有過孝感鄉(xiāng)的歷史存在。

在當今麻城市版圖上找不到孝感鄉(xiāng)，并不意味著古麻城縣沒有孝感鄉(xiāng)。光緒《麻城縣志前編》之“疆域·鄉(xiāng)鎮(zhèn)” 載：麻城縣在“明初分四鄉(xiāng)，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統(tǒng)一百三十里。成化間并為九十四里，并孝感入仙居為三鄉(xiāng)。嘉靖間析太、仙二鄉(xiāng)二十里入黃安，止七十四里。”（注：此處之“里” 為里甲，110戶為里，里分10甲）孝感鄉(xiāng)在明初即見記載，至成化八年裁撤并入仙居鄉(xiāng)，作為建置和地名在明代雖只存在百余年，然其影響卻延綿數(shù)百年。

孝感鄉(xiāng)位于麻城縣西北，北境與河南省接壤。因地處偏僻，政令難施，嘉靖二十一年麻城縣監(jiān)生李大夏等上書朝廷請求建縣：“本縣全場姜家畈，接壤黃岡、黃陂邊隅地，近信陽、光山、羅山等州縣，路通牛頭山、牢山等寨；地僻民頑，官難遙制，盜賊出沒，數(shù)被劫殺。乞于姜家畈設縣治，保障地方。”（《讀史方輿紀要》）李大夏等人的意見得到巡撫湖廣副都御使陸杰和巡撫湖廣監(jiān)察御使史褒善的贊同。但建縣主張也受到地方官吏和鄉(xiāng)民阻撓，勘測地界亦無法進行，使建縣之事不得不暫中止。嘉靖二十六年，黃州知府郭鳳儀上書再陳建縣事，得到麻城籍戶部尚書耿定向的大力支持。特致函前湖廣右副都御使馮岳以爭取支持。嘉靖三十九年，耿定向在京城又與新任湖廣巡撫劉倫面商建縣事宜，劉倫很為重視，并即將建縣之事交麻城縣令蘇松籌辦。不久，劉倫離任，建縣事再被擱置。次年，耿定向奉命視察西夏，途中偶遇新任湖廣巡撫張雨，又與張雨洽談建縣問題。此際監(jiān)生王國任聯(lián)絡了一批蓍宿聯(lián)名上書，于是巡撫張雨令下屬集議建縣事宜。黃州知府應明德、同知袁福徽、巡按湖廣監(jiān)察御使唐際祿、布政使徐南奎、按察使劉斯?jié)嵕澩h，建縣之議至此遂定。嘉靖四十一年，禮部尚書徐階竭力襄助，嘉靖四十二年春，經(jīng)戶部復奏，朝廷批準正式建縣。擬析麻城縣太平、仙居二鄉(xiāng)二十里甲，黃陂縣灄源鄉(xiāng)八里甲，黃岡上中和鄉(xiāng)十二里甲為新建縣屬地，定名為新安縣，嗣后改名為黃安縣（今紅安縣）。此乃史有孝感鄉(xiāng)證據(jù)之一。

據(jù)《麻城縣志》、《紅安縣志》載：麻城縣原有版圖面積4500多平方公里，現(xiàn)約有3607平方公里，析出仙居鄉(xiāng)千余平方公里（原孝感鄉(xiāng)面積為千余平方公里，占麻城縣總面積的四分之一）；黃安縣原有版圖面積約1976平方公里（民國時期劃出180平方公里與河南新縣及湖北大悟縣，現(xiàn)版圖面積為1796平方公里）。由此可知，黃安縣有近半人口和土地是從麻城縣柝出，而孝感鄉(xiāng)為麻城縣邊隅，地接河南，相當于今紅安縣七里坪以及城關（姜家畈）一線東南的大部為原孝感鄉(xiāng)屬地。原孝感鄉(xiāng)小部屬地留在了麻城縣。如麻城《鄧氏宗譜》載其祖自江西遷來后世居孝感鄉(xiāng)鄧家磅村，而鄧家磅村自孝感鄉(xiāng)劃入黃安后一直屬麻城浮橋河鄉(xiāng)。此乃史有孝感鄉(xiāng)證據(jù)之二。

黃安縣自建縣至晚清，一直設置三鄉(xiāng)（亦稱為里）未曾更易，即沿用原鄉(xiāng)里之名-----太仙（太平鄉(xiāng)、仙居鄉(xiāng)的縮稱）、中和、灄源。民國時實行縣、區(qū)、會、甲建制，全縣設10區(qū)，笫五區(qū)名為仙居區(qū)；1929年5月紅七軍在黃安建立蘇維埃政權，全縣亦劃為10區(qū)，第五區(qū)仍名仙居區(qū)。1947年9月，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建立黃安解放區(qū)，全縣劃為7個區(qū)，其中有名太仙區(qū)者，乃沿襲明清舊稱。這里所稱之仙居鄉(xiāng)，實為原孝感鄉(xiāng)舊土，原孝感鄉(xiāng)已是有其地而無其名。此乃史有孝感鄉(xiāng)證據(jù)之三。

據(jù)上，可以確切地說，移民圣地孝感鄉(xiāng)地跨今紅安縣、麻城市，大部分在紅安縣境內。

孝感鄉(xiāng)移民與“湖廣填四川”

麻城孝感鄉(xiāng)向外移民起自何時于史缺載。據(jù)《石柱廳鄉(xiāng)土志》載，有陳氏于“宋高宗時由楚北麻城孝感鄉(xiāng)同馬氏同來”之說。它告訴我們二條重要信息，一是說明孝感鄉(xiāng)之名在宋代已有，二是說明至遲在南宋初孝感鄉(xiāng)己零星向外遷播。然而大規(guī)模向外移民，是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

大規(guī)模移民的要件是遷入地有足夠廣袤的地理空間容納眾多人口，四川在元明、明清之際具備了接納大規(guī)模移民的條件。

元、宋之戰(zhàn)曾使四川人口銳減。據(jù)《內江縣志·內江舊戶多楚人說》：“宋元爭蜀，資、內三得三失，殘民幾盡。迨元一統(tǒng)，則己地荒民散，無可設官。一時資州、內江、資陽、安岳、隆昌、威遠，州縣并省，終元代九十年未復，惟安岳復于順帝至正元年。” 這是說四川人被殺得無民可牧，故元朝廷無法設置地方官府。《潼川府志·九賢祠記》載元軍屠川云：“元法：軍所至，但有發(fā)一矢相應者，必盡屠之。蜀人如余玠……諸公堅守不下，故川中受禍獨慘。” 余［王介］守土抗戰(zhàn)八年之久，“使敵不近邊，歲則大稔。”（《宋史·余［王介］傳》）余［王介］遭權臣所忌，召回臨安奪職削權，［王介］郁憤而死，蜀事更無可為之人。于是蒙軍如破竹之勢攻占全川，所到之處，盡行“元法” 。各州縣百姓逃之不及，被捕獲者以五十人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積其尸至暮” ，日日如此，屠殺不止。僅在成都，“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袁桷《清容居士集·史母程氏傳》）漢州城破，元軍屠城，“血洗焚蕩，死者十余萬家。”（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4）以每家5口計，則為六十萬人左右！按此數(shù)計，元軍“屠成都，焚眉川，蹂踐邛蜀鼓漢簡池永康，而四川人十喪七八。”（楊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論救蜀四事疏》）又有欲乘舟避兵禍者，因擁擠落水“以數(shù)十萬計。”（佚名《昭忠錄》）據(jù)馬端臨《文獻通考·戶口二》資料，南宋嘉定十六年四川戶數(shù)達2590092戶，人口達6610831之多，到至元十九年僅為12萬戶，元朝數(shù)十年的恢復尚不足宋末的1/20，足見元蒙對四川屠戮之慘。洪武四年，湯和、傅友德等滅明升大夏政權，洪武五年統(tǒng)計戶數(shù)僅84000戶，知川人雪上加霜，又遭屠戮，稱四川人“十喪七八”是可信的。故向四川移民勢在必行。

大夏政權據(jù)川十一年，在明玉珍時已有孝感鄉(xiāng)民向四川移民。如內江《吳氏宗譜》：“因楚中紅巾之亂，奉旨來川落業(yè)。” 又如隆昌《韓氏族譜》：“吾祖肇自山東……遷……孝感鄉(xiāng)。明祖龍飛……元主北遁，遂將麻城著土之民，詔令入川。吾祖……于洪武元年入川。” 許多族譜中稱是“奉旨入川” ，然洪武五年之前四川屬明玉珍管轄，朱元璋政令怎能通行四川？想必大夏政權有過號召移民的“詔令”。此際有一定數(shù)量移民入川，其原因一是鄂東（今黃州市范圍）是紅巾軍根據(jù)地，明氏之兵多楚黃籍，故有招徠鄉(xiāng)人壯其勢之舉，明氏號召必有人響應之；二是紅巾軍與朱元璋爭鋒的主要戰(zhàn)場在鄂東、鄂北，居民為避戰(zhàn)亂亦愿遷徙四川；三是據(jù)《明氏實錄》載其所征賦稅“十取其一，農家無力之征。” 輕賦薄徭也吸引大批鄉(xiāng)民奔蜀。明氏偏安一隅，能使四川人口增至約15000戶左右（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年，134頁），也是很不容易的。

自明玉珍開移楚民實蜀之先河，洪武四年后明朝組織了更大規(guī)模的向四川移民。見諸當時族譜記載，比比皆是。如內江《周氏族譜》載：“明初，詔以湖廣世族安播四川，我明器祖遂偕至戚雷華輔偶行入川。” 又如內江《黃氏族譜》載：“明洪武初，以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非德化不能測也，惟孝感鄉(xiāng)人民可以化之。詔飭行專差逐遣。凡明初來者皆麻城孝感鄉(xiāng)人也。” 然查明代史籍，卻不見官方移民文告記載，惟民國《瀘縣志·藝文志》載崇禎時任瀘州分巡僉事吳登啟《招民榜文示》稱“迨我國初，亦移麻民孝感之民，以實富、榮二邑。” 指出朱元璋曾推行大規(guī)模移民措施。故明初朝廷詔令移民事當屬不謬。移民的成效是顯著的，洪武五年從明氏政權接手人戶84000戶，至洪武十四年的9年間，人戶增至214900戶，增長率為155.83%，且以麻城、孝感鄉(xiāng)人居多。或曰：麻城、孝感鄉(xiāng)幾乎是成建制遷移，何以鄉(xiāng)人遷之不絕？這主要是有人口源源不斷遷至麻城、孝感鄉(xiāng)之故，而遷入麻城、孝感鄉(xiāng)之民，又被不斷遷徙至四川。如簡陽《汪氏族譜》稱：“汪氏世居江南徽州府黔(黟)縣，地名豬市街竹林嘴。后遷湖廣黃州府黃岡縣高河坎汪家集，后又分遷麻城縣孝感鄉(xiāng)蒿枝壩大松樹。至明朝洪武四年，我遠祖兄弟四人奉旨入川。” 又如內江《張氏族譜》載：“大明宣德元年丙千歲，奉旨以江西填實湖廣，遂爾奔楚，既居黃州府孝感鄉(xiāng)……弘治即位，群臣云西蜀土廣人稀，皇上詔以楚民填實西蜀……” 說明孝感鄉(xiāng)民不斷被補充且又不斷移向四川，人口保持著一種動態(tài)平衡。如《湖北方志》1991年第1期鄒功勇“麻城遷民四川問題初探” 文中提供的數(shù)據(jù)：洪武二十四年全縣冊定人戶為15809戶，而永樂七年為15810戶，相隔18年僅增1戶，這足以說明人口的平衡狀態(tài)。

第二次大規(guī)模移民始于清初，仍是因戰(zhàn)爭致使四川人口劇減。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銳減的主兇是張獻忠，對此正史野史多有記載，甚至大西軍中外國傳教士也直書其事。如耶穌會士安文思的《中國新史》載：“叛匪張獻忠率領大軍向省城挺進，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大量的民眾為了躲避其暴虐而遁入深山藏身，神父們也隨之而逃。” “他們以各種刑法處死了不計其數(shù)的人，或被斬首，或被活活剝皮，或被凌遲碎剮，還有一些人則被折磨的半死不活。他還屠殺了十四萬川兵。因此，全省幾乎荒無人煙” 另一位傳教士衛(wèi)匡國所著《韃靼戰(zhàn)記》中也有類似記載，證明《蜀碧》等野史記錄的張獻忠屠川事是可*的。張獻忠屠殺了多少人，難有確鑿統(tǒng)計。張獻忠死后，殘明官軍的互相爭殺、清軍的征剿，四川人口又處在歷史低谷。

據(jù)趙文林等著《中國人口史》資料，順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僅958196人丁，可知其時天府之國的四川己被摧殘得破敗不堪。因此，朝廷對重建四川十分重視，鼓勵外省移民四川是其政策重點。例如順治六年朝廷頒布了《墾荒令》，康熙二十九年平定三藩之亂后制定了《入籍四川例》。故填川之民又有“奉旨入蜀”之說。在此背景下，麻城、孝感鄉(xiāng)民也成為移民潮中的一部分。

麻城、孝感鄉(xiāng)移民四川，不能不談到張獻忠的“新營”。崇禎十六年四月，張獻忠在麻城收5萬7千人，別立一軍為“新營選勇”，這支新營隨張獻忠進川。張獻忠敗后，這些來自麻城的士卒大部落籍四川。如《中江縣志》載一新營老兵事：“楊可舉，字香吾。順治三年脫獻賊之禍。六年投效總督李國英標下……時邑境人稀地廣，朝夕與居者惟投誠數(shù)百人。” 這類人在入籍四川的麻城、孝感人中所占比例甚大。其他填川之民，如作家艾蕪（湯道耕），祖輩原籍麻城孝感鄉(xiāng)，康熙中葉入川定居成都附近。又如1991年版《南川縣志》稱該縣許多移民來自湖廣，尤以麻城孝感鄉(xiāng)鵝掌大丘人為多。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孝感鄉(xiāng)早已不復存在，而麻城填川之民或用舊名孝感鄉(xiāng)，或稱麻城縣，可見孝感鄉(xiāng)這一歷史地名影響之久遠。從移民史角度看，麻城和孝感鄉(xiāng)在明末清初興起的第二次“湖廣填四川”中多有混淆，然麻城還留有原孝感鄉(xiāng)一部分舊土，以懷舊之情而續(xù)用原籍之名或用麻城為祖籍都不為錯，故本文在梳理此階段時亦無意分其涇渭，而許多研究移民史家在據(jù)方志和族譜統(tǒng)計時，也將孝感鄉(xiāng)移民歸入麻城縣統(tǒng)計。如胡昭曦先生《張獻忠屠蜀與湖廣填四川考辨》一文便多作此種處理。據(jù)此，麻城（含孝感鄉(xiāng)）填川之民見于縣志所載者，如《廣安州新志》：“大率黃麻籍四之，永零籍五之，豫章籍二之……” ；《大邑鄉(xiāng)土志》：“全資二湖、江西、兩廣、山陜之人來邑墾荒生聚。麻城人較多，江西、山陜次之……” 又如《合川縣志》所載清初麻城籍鄉(xiāng)民遷入計17戶，仍占同期各地遷入移民數(shù)之首。可見在湖廣填四川的第二次大移民中，麻城、孝感鄉(xiāng)移民占有重要位置，對重建四川的貢獻當不其他地方移民之下！

閑話麻城孝感鄉(xiāng)移民

在撰寫本文時，欣悉重慶市在建“湖廣填四川博物館” 。川渝兩地的居民，絕大多數(shù)是湖廣填四川移民的后裔，在建的“湖廣填四川移民博物館”將重現(xiàn)當年移民遷徙的歷程，并展示先輩們的奮斗歷程。我以為麻城、孝感鄉(xiāng)移民不僅是“湖廣填四川博物館”中濃墨重彩的一筆，而且也為我們留下許多可資敘說的話題。

首先是麻城、孝感鄉(xiāng)移民可以作為“新客家”文化研究的課題。羅香林先生《客家源流考》一書被認為是1949年以前家客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書中明確指出，湖北有二個非純客住縣：紅安縣、麻城縣，總人口約15萬人，而對紅安縣、麻城縣的表述，總是割不開移民圣地孝感鄉(xiāng)的。紅安縣、麻城縣的這15萬客家人應是江西填湖廣時，從江西遷來的客家先民后裔。孝感鄉(xiāng)客家先民移居四川時，帶去了那些客家民俗文化？例如四川民間凡遇婚嫁喪壽或慶賀開業(yè)、請“滿月”等等，傳統(tǒng)席面多為備辦九種葷菜宴客，此即俗稱“九大碗”或“九斗碗”。此種“九碗”待客之俗即源于湖北麻城縣孝感鄉(xiāng)。除“九大碗” 習俗外還有那些風俗帶到四川？這方面的研究顯然還是空白。

麻城、孝感鄉(xiāng)民對四川是卓有貢獻的，這種貢獻從“麻鄉(xiāng)約”可見一斑。明永樂年間，麻城、孝感鄉(xiāng)被遷往四川開墾的移民，由于思念故鄉(xiāng)，相約每年推選同鄉(xiāng)代表回鄉(xiāng)幾次，來往帶送土特產(chǎn)和信件。久而久之就出現(xiàn)了由麻城人經(jīng)營，替人們傳遞財物、書信的麻鄉(xiāng)約商行。這種形式也從成都、重慶等地，逐漸普及到了四川、云南、貴州等許多大中城市。麻鄉(xiāng)約極大地改善了當時民間的通信狀況，它在中國郵政史上占有很重要位置。這種惠及民眾的善舉正是他們的創(chuàng)造。

在四川的麻城、孝感鄉(xiāng)移民后裔中，還出現(xiàn)了不少杰出人士。

洪武四年從麻城、孝感鄉(xiāng)落籍四川隆昌的郭孟四，是隆昌郭氏的開山祖。家族繁衍人丁興旺，距今己有600余年，傳30余世，估計在世人口5000余，儼然一大家族。郭氏家族在明中葉已致富，至清嘉慶年間已是富甲一方。萬歷十三年，郭氏在瀘州興辦天成生曲酒廠，是馳名中外的曲酒“瀘州老窖”的原產(chǎn)地，曾獲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獎。隆昌郭氏笫十九世孫郭書池，光緒年間舉人，曾主持湖廣總督張之洞墾務，被張之洞視為干才。他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中國公學，又在隆昌開辦了知恥中學。長子郭蔚華乃辛亥革命之中堅，同盟會員；他在知恥中學、敘屬中學任教時，宣傳革命，當時四川革命黨人，多出其門下。郭蔚華有子女七人，長子郭堅白為留法理科碩士，歷任十余所大學教授，為教育界聞人；子郭士杰是早期gcd員，曾任安慶地委書記、湖北省委委員，1927年在漢口被捕壯烈犧牲，時年23歲；子郭步陶是知名新聞記者，任《申報》、《新聞報》主編多年，著作頗豐；子郭彝主持鐵道部技術工作，貢獻卓越，授全國勞動模范，享有死葬八寶山的殊榮；子郭彥曾任國民黨軍裝甲司令，現(xiàn)居臺灣。郭氏子孫涉身黨政軍農工商文等屆別，人才代出，可稱為是麻城、孝感鄉(xiāng)移民中的典型。

如富順縣羅氏先祖羅尚鳳萬歷年間從麻城舉家入川居富順縣洪合鄉(xiāng)，順治初遷威遠縣羅田口。羅氏以耕讀為本，歷代均有進士、貢生、舉人；又涉鹽業(yè)開發(fā)經(jīng)營，是一鹽業(yè)世家。傳至十二代世字輩，可謂人才薈萃了。如世字輩中人有：抗日烈士、少將羅世澤，中共四川地下省委書記、烈士羅世文，近代農學家羅世嶷，早年畢業(yè)于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系，并在四川大學、云南大學任教的羅世齊等等。又如張愛萍將軍，作家艾蕪等，祖輩皆由麻城、孝感鄉(xiāng)移民至四川的。而尚未梳理出的賢良俊杰之士當會更多，這說明麻城、孝感鄉(xiāng)移民及其后裔對養(yǎng)育他們的四川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和回報。

那是一條延走了六百多年的悲壯鄉(xiāng)情路：回望大別山，泣別舉水河，溯長江，穿三峽，踏蜀道……凄風苦雨，拋別故土，他鄉(xiāng)繁衍。而那輩輩相傳的追親尋祖之念，更是至今綿綿無竟期！

3月11日至14日，重慶市政府副秘書長、重慶市歷史文化名城專委會主任、重慶湖廣會館修復領導小組組長何智亞率團赴湖北專題考察，探尋先祖足跡、搜集文物資料、豐富“湖廣填四川”移民博物館內涵。這次活動，引起了湖北方面的高度重視，湖北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工商聯(lián)作了周密的安排，有關市、縣的黨委、政府、政協(xié)、統(tǒng)戰(zhàn)部、工商聯(lián)熱情接待，在移民原發(fā)地——麻城市歧亭古鎮(zhèn)，鄉(xiāng)民還燃放鞭炮迎接來自重慶的尋根人。記者隨行，順江而下，走荊楚故道，攬江漢平原，直抵史稱中華“八大移民集散地”之一的麻城、孝感，探尋到“湖廣填四川”源頭的一些情況——

認祖必稱“麻城孝感”

地處神州腹心，峰連鄂、豫、皖三省的湖北麻城、孝感兩市，因其五關形勝、屏蔽江南、扼中原之咽喉，歷來成兵家必爭之地。而明清的大規(guī)模移民，麻城、孝感兩地又是最早的赴川之地。據(jù)《明太祖洪武實錄》載，洪武6年（1373年），太仆丞梁野仙帖木爾上書：“寧夏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土膏腴，宜招集流亡屯田”。太祖“從之”。《麻城縣志》也載，明洪武年間便開始向四川大批移民。近年麻城、孝感兩市文物工作者所搜集的大量民間族譜、家譜，屢見“……世祖明洪武年間入川”的記載。重慶市文物工作者搜集的大量古籍資料和家譜也有不少對接。有趣的是，歷年到湖北尋宗問祖的人，大都言稱祖籍是“湖廣麻城孝感人”，專家認為，這雖有移民從眾的傾向，但其中也不乏歷史依據(jù)，麻城孝感的地理位置，的確處在移民集散的水陸要道。多年研究“湖廣填四川”的何智亞副秘書長也證實，從目前已收集到家譜的記載，大都稱祖籍來自湖北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xiāng)。如江津幸氏族譜記載：“宋末年間，仲式祖由江西遷楚麻城孝感鄉(xiāng)。因徐壽輝兵起，復自楚避亂入蜀，攜祖*王氏及三子寓江津筍里梅村幸家灣數(shù)年。見風俗淳美，山川壯麗，遂采三山而居”；江北縣曹氏族譜記載：“初祖興王公，湖北黃州府麻城人也，明洪武初入蜀，卜居於渝北跳石河”；新修《南川縣志》“湖廣移民，尤以麻城孝感鄉(xiāng)鵝掌大丘人為多”；《南溪縣志》“今蜀人來自湖廣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鄉(xiāng)”……

江西填湖廣 湖廣填四川

孝感市臺聯(lián)會的魯鋆，今年已86歲，多年研究“湖廣填四川”。1944年即在重慶和其他同鄉(xiāng)組織成立“孝感旅渝同鄉(xiāng)會”，聯(lián)絡4百余人。魯老近年多次接待四川、重慶各縣市以及**等地來孝感認祖尋宗人士，都提到祖輩留下“祖籍湖廣麻城孝感鄉(xiāng)”的遺言，其中還有不少追溯至源頭江西省。對此魯老表示，根據(jù)他多年搜集研究，證實麻城孝感居民確實多自江西遷來。他說，據(jù)《湖北通志》記載，唐朝末年，瘟疫流行，麻城孝感一帶人煙稀少，而臨近湖北的江西人有大批到麻城、孝感定居，從事農業(yè)手工業(yè)生產(chǎn)，并定居下來繁衍后代。湖北民間一向流傳著兩句話，叫“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也是明證。

四類遷徙人 不絕鄉(xiāng)情淚

麻城市委辦公室主任凌禮潮，也是多年研究“湖廣填四川”問題的專家，最近著有《李氏祖籍考》。他認為歷史上的湖廣移民，有以下四類情況：一是逃避賦稅自發(fā)移民，如明初皇帝報復藩王，導致江西賦稅過重，農民不堪其苦，于是向臨省又賦稅相對較輕的麻城孝感遷移，此后又向無賦稅的四川遷移；二是土著避移民而遷，如麻城孝感新遷移民勢力壯大，當?shù)赝林鴮沂芷蹓海黄冗w移；三是政府組織、鼓勵動遷。明末清初，隨著四川連年戰(zhàn)亂人口銳減，政府即組織大規(guī)模移民，并鼓勵開荒，“插占為己，視為永業(yè)”，并免稅10——20年，獎勵耕牛、稻種，于是引發(fā)大規(guī)模移民；四是明玉珍、張獻忠招兵入川。據(jù)《湖北通志》和《孝感縣志》記載，元朝末年，明玉珍在家鄉(xiāng)（湖北應山縣）舉旗反元，應山、孝感、安陸、云夢等地農民投軍數(shù)十萬之多，元至正十八年，明玉珍統(tǒng)兵十萬西征，經(jīng)巫山入川，先后攻克重慶、璧山、銅梁、德陽、成都等地，后在重慶稱帝，國號“夏”，明玉珍病逝后，其子明旻戰(zhàn)敗投降明朝，入川將士多流落重慶——成都沿途各縣。另據(jù)許鼐《小腆紀年卷》記載，明崇禎十六年（1627年）4月，張獻忠攻進麻城，一次征兵五萬七千余人，別立“新營”入川征戰(zhàn)，后大部軍籍改民籍，兵敗后，其將士也隱姓埋名，定居四川繁衍后代。

如今的川渝人，據(jù)說80％為移民后代，而麻城孝感較之其他地方移民，人數(shù)最多。不管是“奉旨入川”，還是被迫遷徙，回望熱土，誰不留下思親情，拋灑思鄉(xiāng)淚！

“麻鄉(xiāng)約”傳遞思親情

記者在麻城、孝感兩市，閱讀到不少描述民間郵政組織“麻鄉(xiāng)約”的文章，麻城市干部凌禮潮對此也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

明末清初湖廣填四川時，麻城大批遷徙農戶遠離故土，思鄉(xiāng)心切，每年推選不負眾望者回鄉(xiāng)探望，往返帶送家信和兩地土特產(chǎn)，以至于年年如此，相約成習，成為我國通信史上的一大創(chuàng)舉，也為明朝中葉民信局的產(chǎn)生奠定了基礎。到清代咸豐中葉（1855年左右），“麻鄉(xiāng)約”逐漸衍變?yōu)閷I(yè)客運、貨運、送信的民間幫派組織“麻鄉(xiāng)約大幫信轎行”，創(chuàng)立者陳洪義（又名陳鴻仁），重慶綦江縣號坊鄉(xiāng)陳家壩人，陳抬轎子、滑桿出生，為人講信義，博得同行一致推崇。“麻鄉(xiāng)約大幫信轎行”后業(yè)務不斷擴大，在重慶、昆明等地都設立了分支機構，其業(yè)務不但近至西南三省的窮鄉(xiāng)僻壤，還遠至漢、滬、津、京、滇緬、滇越。

清末明初，“麻鄉(xiāng)約總行”設在重慶西二街口子上，外面招旗高懸，三開間的大門面，兩邊各為黑漆紅面柜臺，十分醒目氣派。雖然隨著歷史進程，“麻鄉(xiāng)約大幫信轎行”后來也消亡了，但由“麻鄉(xiāng)約”帶動的鄉(xiāng)情傳遞，至今綿綿不絕。

艱辛血淚遷徙路

在麻城市歧亭古鎮(zhèn)（過去屬孝感鄉(xiāng)）采訪，記者見鎮(zhèn)中民房多為石片壘砌，但飛檐翹角和窗欞雕飾，尚保留著明清的民居風格。特別是貫穿鎮(zhèn)中的那條斑駁光滑的石板路，有的還帶有“清康熙……年”的刻跡。

麻城市黨史地方史辦公室副編審李敏認為，當年麻城的移民，大部分應是踏著這條石板小路，或乘船順鎮(zhèn)邊的舉水下長江，又上溯長江入三峽進川；或走陸路，順“官道”驛站入川；或走山間小路，翻越“登天”蜀路棧道……

移民的具體入川路線，還有待專家進一步考證，但數(shù)千里蜀道遷徙跋涉，先人們歷經(jīng)的艱險可想而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研究學者的文章屢屢提到，清朝第二次大規(guī)模移民，由于朝廷重視，“上諭”層出不窮，急如星火，又視招徠戶數(shù)為官員提拔依據(jù)，導致各級循吏急功近利，求官心切，朝廷只問到川數(shù)字，下面便層層加碼，于是暴力、捆綁、虐待以及沿途死傷枕藉情況不少，移民苦不堪言。那是一種怎樣的情景——千里鄂川道，瘴氣、酷陽、凍餒、寒夜、傷痛、倒斃……浩浩移民潮，或三五成伴，攀援于蠶叢山道，或官兵押解，跋涉于激流峽谷。至于川人愛纏頭巾的習俗，民間老人的解釋是，當年押解途中死人太多，經(jīng)常頭纏孝布，天長日久，便逐步演變成多用途的頭巾了。　

川渝人稱其祖籍為孝感

現(xiàn)代許多川渝人稱其祖籍為孝感，孝感譜牒中有許多關于鄉(xiāng)人遷川的記載。《鄂澴青石橋胡氏宗譜》（明嘉靖10年本，清歷代續(xù)修，民國元年重修）：“元末劉福通之亂，孝邑子弟從軍入蜀”，洪武4年，三世“思貴公因訟入川”，遷四川簡州。

《澴西羅氏宗譜·雍睦堂序》（崇禎12年首修，光緒14年續(xù)修，民國25年重修）：“遺詩一首，敘其源流：平地干戈鬧若蛙，紅巾趕散各天涯。湖庥太守麒麟種，永合綦江丹桂花。一姓易為三兩姓，數(shù)家分出幾千家。吾今題筆留于后，唯愿兒孫讀五車。卿公生四子，一二三子皆徙于蜀之永勝，其后不詳”。 “永合綦江”，指遷居當年四川所屬永勝、合川（江）、綦江等州縣。從這首寓意深刻、對仗工整的七律詩透出的基本信息，顯然表明在元末明初羅卿先生的三個兒子隨明玉珍等紅巾軍入川了。

《澴東義門陳氏宗譜》（康熙36年刻本，同治、光緒年重修）：明朝，初年，（陳諗之三子）延廣遷成都；景德2年（1427年），宗全遷敘州；康熙4年，希遠遷南溪，知用遷金堂；鳳道落籍四川，官巡城都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