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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里沒有童年這個詞，因為，在我最需要天真無邪、無憂無慮、充滿幻想的時候，恰恰是我陷入窮困掙扎、孤苦無依、痛苦饑餓、飽受世態(tài)炎涼的時光。可以說，我的童年苦難足以將我的生命完全抹去，而且不留一點痕跡，就像很多在那個年代所發(fā)生的不可知的，或者當下正發(fā)生著的悲劇一樣。誰又憶起過他們呢？相對來說，我還是比較幸運的，而這種幸運是詩歌帶給我的。所以，這是我為什么在經(jīng)歷了大半生的磨難之后，在獲得了所謂成功的事業(yè)之時，突然又折回來，放棄了眼前的商業(yè)利益，回到純凈的詩歌寫作世界中，完成我個人靈魂的感恩。我活著，我感恩。

在這里，我有必要來談?wù)勎业耐辍Ｎ膶W大家中寫童年的有很多，比如無產(chǎn)階級作家高爾基寫的《我的童年》，還有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等，大家們對童年的寫作可謂經(jīng)典豐盈，使后人深受啟發(fā)。童心未泯，也是一個詩人的最佳狀態(tài)。

事實上，所有的苦難，都是人類的苦難，所有的疾苦，都是人類的苦難，這是我后來對待詩歌寫作的一個價值觀。我對歌寫作上的區(qū)分，從來就沒有明確過為某一種立場，而是尊我手寫我心的直覺。這種直覺就是詩歌里頭，為我展示的一種信仰和希望。而在這種希望里，更多的是詩歌所表現(xiàn)的對苦難的人生，所達到的一種心靈上的撫慰與美的愉悅，寫詩是因為在審視個人苦難時，獲得了一種生命的意志力。這對我是至關(guān)重要的。沒有這個意志力，我不可能越過我命運的苦難，而抵達我的現(xiàn)在。我所說的現(xiàn)在并非外在的那些東西，比如金錢、名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改變，而是我對苦難本身的一種存在的敬畏。苦難可以闡釋和解構(gòu)，但不足以歌頌、娛樂或者贊美。

我的童年是極其曲折不幸的，死亡的陰影一直籠罩著我的整個童年時代。我父親是一個極平凡的農(nóng)民，他身材矮小，身體瘦弱，身上唯一的亮點就是仁慈和勤勞，為養(yǎng)育后代付出了全部努力，甚至是生命，但仍然難以完全改變我們的貧困。我母親在生下我不久，就患上了精神分裂癥，經(jīng)常披頭散發(fā)地坐在野外。我們兄弟幾個的童年就沒有享受到正常的母愛，母親只是給了我們生命，我們是一無所依地來到這個世界的，父親是我們一家唯一的：靠。我奶奶最初只是一只眼睛失明，后來，因為經(jīng)常流淚和煙熏，另一只能看到微弱亮光的眼睛也看不見了。我有兄弟六個，我排行老大。父親養(yǎng)不活這么多孩子，就把最小的弟弟給人施養(yǎng)了。即使是這樣，家里還是非常艱難，我沒讀完初中便失學了后來，三弟因無錢治病而死亡，不久，二弟因患精神病而失蹤，而四弟十二歲時溺水身亡了。兄弟們相繼地死去，讓我的童年更孤單凄苦，心中恐懼不已——人們說我家里有鬼，我在噩夢中度過了不知多少個黑夜。而在這樣的處境里，我不得不歌于內(nèi)心的幻想，以面對非現(xiàn)實生活的虛空。

農(nóng)村剛搞土地承包責任制的那一年，父親為了多種幾畝田，讓一家人可以吃飽一點，舉家外遷到了離家鄉(xiāng)幾十里外的黃金湖農(nóng)場種地。我的父親帶著最樸素的愛和承擔，第一次離開我們的出生地，到異地謀生。一個人離開祖宗之地，不是因為別的原因而是饑餓，我們一家一直生活在饑餓邊緣，我們被一個民族的巨大苦難所忽略不計了。但這種遷移求生，給我幼小的心靈帶來了自由想象的空間，這是我詩歌的源頭和起點。從此，故鄉(xiāng)一直在我的路上漂泊，它只活在我心里，我一直背著故鄉(xiāng)喊故鄉(xiāng)。但喊出的不是以前的那個故鄉(xiāng)了。那年春節(jié)，父親為了給家里增添一點過年的氣氛，為了給家人帶來一點過年的歡樂，冒著零下七八攝氏度的嚴寒，穿著薄薄的兩件單衣，獨自下湖撈魚，結(jié)果被活活凍死在湖中。鄉(xiāng)親們把他從湖中打撈起來時，已經(jīng)是第三天了。他的身體被凍得緊緊縮成了一團，雙手抱著雙腿，鄉(xiāng)親們掰都掰不開。那時我已外出謀生，當我得到這天塌地陷的噩耗趕回去時，父親已躺在湖邊一個過風漏雨的草棚里，而我神志不清的母親睡在能踩出水來的潮濕的地面上，身上蓋著破棉絮，手腳和臉上都糊滿了漆黑的煤灰，她一點也不知道我父親死了。我不滿七歲的五弟，撲在父親身上哭得非常凄慘，那是對我們沒有童年的強烈控訴還是呼求？

父親悲慘的命運，悲慘的死亡，是我生命中的最疼痛部分，至今只要在我的腦海里浮現(xiàn)，就會讓我淚水長流，揪心的疼痛·父親化成了淚水，成了苦難的化身，成了我心中永遠的痛。   

詩是心語，詩歌從此為我的心靈說話，為我的內(nèi)心傾訴。“父親”因此也成為我詩歌中缺少地不可替的經(jīng)常出現(xiàn)意象，“苦難”在我的詩歌中，成為“父親”永遠的代名詞，父親等于苦難。

一個人若沒有童年，他后來的人生無論如何成功，都是不完整的。再苦的孩子也會尋找他的童年時光，那是他對世界的最初的感悟和幻想，他對成年世界的一種懷疑與追問，他對事物好奇地發(fā)現(xiàn)并享受簡單純樸的快樂，哪怕這快樂是如此的短暫易逝。我后來讀過《安徒生的童話》，童話就是詩的世界，它擁有美麗的外殼，卻包藏著人生最大的苦難，但這苦難又包含了一種博大的愛。安徒生是我最敬佩的一位詩人和作家，我的經(jīng)歷與他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安徒生一直想成為一個詩人，但最后決定他的是童話，是童話改變了他對世界的看法，對童年的心靈的關(guān)愛和啟發(fā)，使一個詩人最終回到了本真。但童年的不幸，又使他不甘于沒有美的生活，沒有詩歌與藝術(shù)的人生，生活就如同下地獄。想起那個賣火柴的小女孩，我小時候就有這種借火取暖和做飯的經(jīng)歷，每天上學，回來早一點，就自己動手燒飯，有時，學校有事耽擱回來晚了，家里冷鍋冷灶，怕耽誤功課，來不及燒火做飯，就抓一把生干苕片揣在兜里，一邊吃一邊走去學校，吃著吃著，兩行眼淚禁不住從兩腮流了下來。走到學校，我怕老師和同學看見，就趕快把眼淚擦干，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走進教室上課。

我早期的詩歌寫作，就是一種自然的直覺，我寫了很多的鄉(xiāng)土田園詩，它是我生活在別處的一種向往。我寫鄉(xiāng)村的莊稼、河流、樹木、農(nóng)民、炊煙和牛羊等等，就像一個畫家最初畫的靜物和風景。我寫的是靜物和人，我的詩歌與自然的對話是融合的，但也是靜止的，沒有多少流動的意象和生命力。因為，我內(nèi)心有一種理想企奮，有一種自由的沖動，我得掙脫某種有效的束縛。我并沒有想到要成為詩人，在我們村里比我有文化的人多得多。也有文學青年。當我拿著稿紙和筆騎在牛背上想寫詩時，這對于某些人來說是一個神經(jīng)質(zhì)的開始，但對于我來說，那是一種內(nèi)心的訴求。否則，我會更為孤獨無望。父母死后，我了無牽掛了，但我更成了一個叛逆者，這種與苦難身世的對立，給我一種痛快淋漓之感。我的青年時代，就是背負著沉重個人身世在這個世界上孤立而東奔西突的。這時候，我的詩歌多以表現(xiàn)現(xiàn)實命運中的自己與社會之間的巨大挑戰(zhàn)。但這種情感讓我一時難以把握一個絕對的方向感，我在家鄉(xiāng)的土地上流浪和漫無目的地神游。我在村辦企業(yè)的翻砂廠里做學徒工，那時只有十五六歲，正是文學青年時代，我默默地加入了這一行列。我當時讀到的是難得的《詩刊》上的詩歌，詩歌一下子點燃了我內(nèi)心的火種，我把這一時期稱為我靈魂的革命。我的獨立自我寫作，正是從自身的靈魂革命開始的，我似乎要完全徹底地將我身世的苦難革去，這充滿了刺激和冒險精神。

要革命，但不是革詩歌的命，我不是詩歌烈士，我要革我靈魂的命，我鄉(xiāng)土的命，我農(nóng)民的命，我苦難的命。我在當學徒工期間，常常一個人坐在翻砂廠的后院墻上，苦思冥想出來的每個詩句，好像都是通往自由羅馬的大道。經(jīng)過幾年的掙扎，我開起了一個小型翻砂廠，手頭有點余錢了，就去購買文學期刊，上世紀八十年代是文學期刊繁榮的時候，一本《詩刊》在手，常帝覺得高人一等似的。其實，這種切近詩歌的行為，在今天看來不外平也是種時尚先鋒的標志。但好景不長，我的小廠因被人陷害而破產(chǎn)了，我負債外挖煤，后逃武漢，想重新殺開一條血路。我的詩歌寫作與我的靈魂革命是同步進行的，那么，我到底革去了什么呢？這樣的生存?zhèn)矗苍S并不構(gòu)成天然的酷意，但是，這迫使我不得不對生存的本身做出思考。我的成年時期過早地到來了。“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這是我們傳統(tǒng)教育的一個說法，它是正面的苦難教育，比如“多難興邦”，小孩從小接受這種成年人的世界觀，但是“少年老成”并不是一種成熟，相反它是一種偽苦難，當我們的苦難教育都是偽的時候，還有真正的悲劇誕生嗎？比如，我的苦難能算是苦難嗎？我只是為饑餓而奔走，我寫詩也是因為精神的窮困，我的靈魂有痛苦和恥辱，而且，從我身世上，更多地折射到了我的家鄉(xiāng)我的父老我的兄弟我的鄉(xiāng)土的沉淪，他們的命運也是要革去的命運嗎？這是我的詩歌《鄉(xiāng)親》誕生的根源。

九十年代，我在武漢完成了青年生命的重塑，這一過程雖然沒有血雨腥風，但也有靈魂激蕩和愛恨情仇的靈與肉的搏斗。這一時期，我陷入了個人利益的打拼與努力，寫詩只作為一種內(nèi)心的秘密活動。商業(yè)活動為我的靈魂的革命與重塑，撞開了一個更廣闊的視野，正如鄉(xiāng)村的曠野窄門，突然被我的靈魂打開，展現(xiàn)的是更復雜和豐富的世界，不再是單一的鄉(xiāng)村田園牧歌。當這些鄉(xiāng)村的詩意被不斷地喪失時，我開始反思我的靈魂革命，到底是革除了鄉(xiāng)村的詩意，還是創(chuàng)造了新的詩意？在獲得了個人的世俗尊嚴和生存權(quán)利之后，我與自然對話的平和平靜心境反而更少了，這時我的詩歌在后期寫作進入一個更大的困惑期，我寫得更少了，原因是找不到靈魂與詩意的對話。因此，我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放棄生意而投入鄉(xiāng)土詩世界，尋找回我的童年。它是否依然存在？這一階段，我的寫作狀態(tài)是最亢奮的，也是最痛苦的。

寫詩，我是沒有假想敵的，只有一個假想的東西，那就是命運，我無法逃脫。一個人窮困并非不幸，但一群人窮困，則是一種罪過。在那個年代，我的絕望就是生存的絕望，我的苦難就是生存的苦難，所不同的是，那不是人為的苦難，而是上天的賜予，我連自我辯護的能力和機會都沒有。從這一點來講，我說苦難是我的財富，我現(xiàn)在更忠實于對這一詩意的感恩。這種對個人宿命的思考，讓我漸漸能夠認識自我。我掌握了用自己的一套語言系統(tǒng)，來為我的鄉(xiāng)村生活及其內(nèi)心的黑暗鋪平道路，這一部分思考后來被我寫進了《苦難》一詩中，這首詩是我對苦難的一種哲學審美與人道批判。苦難是詩人必需的通道，但苦難不是我們最后的救贖。我寫的《喊故鄉(xiāng)》和《野葵花》兩部詩集，讓我再一次回到我的鄉(xiāng)土世界，與我的父老鄉(xiāng)親做一次生命的親密接觸。

有一次，我獨自回鄉(xiāng)，面對這一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我流下了最后的淚水。我曾說過，我在這里想找一個感恩的人都沒有啊！現(xiàn)在，我要說，我找到了，它就在我的心里，它就是我的童年，我的詩心。詩人的心，永遠裝著的是生命的童年。這是我后期寫作最大的一次解放，我解放了我的童年，它在我的詩歌里奔跑和歌唱，并時常照看著我的詩歌不至于遠離這一方向。

來源: 田禾《紅葉的私語》

作者介紹：田禾，吳燈旺。20世紀60年代出生，一級作家。已出版《喊故鄉(xiāng)》 《野葵花》《在回家的路上》《鄉(xiāng)野》《紅葉的私語》等中文詩集12部，以及英、俄、日、韓等外文詩集9部。有詩歌被選入6種大學語文教材和400 多種中外選本。曾獲魯迅文學獎、《詩刊》華文青年詩人獎、徐志摩詩歌獎、聞一多詩歌獎、劉章詩歌獎、2013年度十佳青年詩人、2018年度中國十佳當代詩人、《十月》年度詩歌獎、《揚子江》詩學獎、湖北文學獎、湖北省政府屈原文藝獎等30多種獎項。

      作者：田   禾（吳燈旺）

      編發(fā)：吳   杰

      審稿：吳小艾

      審核：吳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