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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譜牒是中華文化圈中特有的一個檔案種類

      譜牒是記載宗族人物世系及其事跡的檔案，一般稱作家譜、族譜或宗譜。“譜牒”一詞源于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廣雅》說：“譜，牒也。”《玉篇》說：牒，“譜也”。也就是說，譜與牒是同義詞。明代學者方孝孺說：“譜者，普也，普載祖宗遠近、姓名、諱字、年號；譜者，布也，敷布遠近，百世之綱紀，萬代之宗派源流。”清代著名檔案學家章學誠認為：“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總之，譜牒體現(xiàn)了檔案學、歷史學和文化人類學的旨要，在曆史上曾起到“明血統(tǒng)、序昭穆”，記載家族歷史的作用，是中華民族尊重祖先之美德的一種產(chǎn)物。

      譜牒主要由表、牒、圖、傳等組成，內(nèi)容為族姓源流，世系輩字，郡望支派，移住始末，恩榮表述（制誥、族節(jié)、恩例、進士），祠堂家墓（族規(guī)、祠產(chǎn)、義莊），家傳著述和家訓等等。隨著時代的進步，譜牒逐漸增加了本家族重要人物的事跡、一定歷史時期與家族有關(guān)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歷史事件，以及風俗習慣、名勝古跡、年節(jié)來歷等等，譜牒的內(nèi)容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有關(guān)家族在其發(fā)展過程中方方面面的情況，堪稱一個家族的“百科全書”。

      口述譜牒是文字產(chǎn)生前最為古老的一種譜牒，它通過人們的口傳心授將宗族的世代譜系傳承下來。我國古籍文獻中記載的上古傳說時代的家族世系，例如《史記》中記載黃帝各支系的《五帝本紀》等，就是口述譜牒。在我國少數(shù)民族中，口述譜牒更為普遍。

      從目前考古發(fā)現(xiàn)得知，人類發(fā)明文字后，我國最早出現(xiàn)的是甲骨譜牒，屬于甲骨檔案的一種，最早的甲骨譜牒記載了殷王世系，以及祭祀祖先的祭祀譜，它只記世系和人名，沒有事跡。稍后還出現(xiàn)了青銅譜牒，先秦稱銅為金，故將商周鑄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譜牒稱為 “金文譜牒”。青銅譜牒多為祭祖用，鑄上列祖列宗名字、忌日，隨器永存，按時祭祖，使子孫不忘。

      鐵器的出現(xiàn)，使得石刻成為可能，石刻比青銅銘文更廉價、更方便，可以寫更復雜、更大量的文字，因而“刻譜于石，以垂永久”。至漢代，碑譜已十分流行，碑譜上刻有家族的世系、成員名字、繁衍情況、官位、封地等等，已經(jīng)是比較成熟的家譜了，并逐漸演變?yōu)槟贡１M管后來廣泛使用紙譜，但碑譜以其“以垂永久”的優(yōu)勢，延續(xù)至今。

      譜牒是中華文化圈中特有的一個檔案種類，除中國外，受中國文化影響較大的一些國家，如日本、韓國、越南、新加坡等國亦存在譜牒和譜牒學。迄今所見中國最早的檔案原件——商代甲骨文檔案，大量內(nèi)容是商王世系的記載，因此可資證明，中國自從有文字以來，即出現(xiàn)了譜牒，譜牒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檔案之一。尚未發(fā)現(xiàn)還有哪種檔案比譜牒影響更加廣泛，歷史更加悠久。

      家譜是地方誌以外一個重大的史料寶庫

      周振鶴（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家譜與方志歷來經(jīng)常被相提并論，如果從今人重視其史料價值來看，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如果從淵源來看，則兩者差異很大。方志的源頭很遠，有人以為從《越絕書》那樣的著作出現(xiàn)就可以算是開端了，但其實如果以六朝群出的地記為標志會更合適些。唐代北宋圖經(jīng)的出現(xiàn)則是方志的官書化，這以后修撰地方志就是官方的正式行為。南宋以后，以“志”為名的地方志正式登場，一直延續(xù)到今天。地方志與一統(tǒng)志的配合，使中國歷史上的許多地理現(xiàn)象資料得以保存，讓我們今天的歷史地理學術(shù)研究有很厚實穩(wěn)妥的基礎(chǔ)。

      家譜的情況則有些不同。唐以前只有皇帝才能立廟，只有皇族才有族譜玉牒。宋以后，高官名宦也立宗祠，修家譜，這雖然是僭越，但禮崩樂壞本是歷史正常的發(fā)展進程，再往后，就是禮下庶人，連普通老百姓也都開始修譜了。于是明清以后就出現(xiàn)了數(shù)量巨大的家譜，于研究人口史、社會史以至文化史都有莫大的意義，的確是地方志以外一個重大的史料寶庫。

      修譜反映了中國人慎終追遠的一種文化心理

      勵雙杰（家譜研究者，著有《中國家譜藏談》等）：對修譜的重視，反映了中國人慎終追遠的一種文化心理。前人對家譜的理解是，“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古今士大夫必詳其譜系者，所以辨昭穆、別親疏，俾其后裔起尊祖敬宗之念，敦孝友雍睦之行”（王禧《常州董墅王氏宗譜序》）。

      中國家譜由來悠遠，溯其端緒，幾乎與中國進入文明社會同時。數(shù)千年來，家譜在不同時代顯現(xiàn)出不同的形態(tài)，發(fā)揮著不同的作用。宋代是中國家譜發(fā)展史上的重要時期。由于趙宋憑才學取士，不矜門胄，家譜的功能從以往別選舉、定婚姻、明貴賤的社會政治功能轉(zhuǎn)變?yōu)樽鹱妗⒕醋凇⑹兆宓膫惱淼赖陆袒δ埽幾敕绞揭灿蛇^去主要由官府修撰發(fā)展為私家修撰。著名學者歐陽修、蘇洵分修《歐陽氏譜圖》、《蘇氏族譜》，總結(jié)前人修譜例則，另創(chuàng)譜法，或直書，或橫綴，世稱歐、蘇體，最為后人推崇，從而奠定了后世修譜的基本體例格局。

      周振鶴：前面我說到庶人修家譜本來是一種僭越做法，但一旦成為社會上的正常的行為，就反過來成為統(tǒng)治者的利用工具了。為了社會的穩(wěn)定，清朝統(tǒng)治者尤其支持纂修家譜，目的就是篤宗族，進而穩(wěn)定社會。當時社會在縣以上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員來治理的，在縣以下則由鄉(xiāng)紳參與管理，家族的作用于是不可忽視。家族由族長等人的管理與族規(guī)的規(guī)范而成為社會的穩(wěn)定力量，這是統(tǒng)治階級的愿望，而在傳統(tǒng)社會里的確是在一定程度上達到這個目的的。但在現(xiàn)在的社會里，家族的這種作用顯然已成歷史。現(xiàn)代的社會管理直到每一個個人，都有極為詳細的資料可查。他的各種社會關(guān)系也是從檔案里就唾手可得，無須假家譜才得明白。所以我個人的看法，是不以現(xiàn)代社會修家譜族譜的行動為然的。但畢竟這種行動是一些人的興趣愛好，只要與和諧社會不發(fā)生矛盾，也不必強作反對，聽其自然可也。

      利用譜牒可以補正史之不足

      劉耿生：國家有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譜、名人有傳，這構(gòu)成了我國珍貴的文化財富。完整的譜牒，記載了本家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狀況，不僅僅“記載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跡”，還記載和家族有關(guān)的重大歷史事件，以及與本家族相關(guān)的地方風俗習慣、名勝古跡、年節(jié)來歷等，無疑具有難能可貴的史料價值。

      勵雙杰：關(guān)于譜牒的史學價值，可以舉一個例子。張偉先生在專著《塵封的珍書異刊》中有一篇“《北嶺徐氏宗譜》中的世博會文獻”，通過對《北嶺徐氏宗譜》（光緒十年刊本，八冊）中記載的徐榮村咸豐元年（1851）在倫敦世博會以自己的“榮記湖絲”參展并一舉榮獲金銀大獎的史實，把中國與世博會的淵源一下子前推了十六年。他說：“《北嶺徐氏宗譜》為后人保留了很多難得的第一手史料，其中關(guān)于中國參加1851年倫敦首屆世博會并獲獎的第一手文獻，更是彌足珍貴，這套家譜也因此成為極具歷史意義的近代譜牒中的珍藏品。”家譜對正史之補正，于此可見一斑。

      研究利用家譜有一個重要前提，即只應以譜中所載的當代事為參考，而不可對其溯源過遠的材料完全當真。

      周振鶴：利用家譜有一個重要前提，那就是只應以譜中所載的當代事為參考，而不可對其溯源過遠的材料也當了真。因為那些材料往往是為了給家族臉上貼金而裝飾上去的。

      任何時代甚至任何文化都有以高貴出身為榮，以祖先的光輝來抬高自身的欲望。只是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標準罷了。譬如在文化大革命時就以出身窮苦相標榜，以書香門第為不齒。澳大利亞現(xiàn)代化以后，有些人就到圖書館或檔案館去，將自己不光榮的犯罪的祖先的紀錄毀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家譜中扯來做自己祖先的名人多半靠不住。姓孔的未必都出自孔老夫子，姓柳的不見得都是柳下惠的后代。

      修譜的人往往多是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于歷史只有一知半解的能力，其主要任務就是尋找同姓的古人中有誰是可以與本家族掛上鉤的，只要能添光加彩，就可以拉上關(guān)系。甚至無須那些冬烘先生，即挑擔刻譜的人也能為你造出光榮的祖先來。因為晚明就出現(xiàn)了一本《尚友錄》的書，里頭將古來同姓的名人歸類在一起，你是姓趙的，起碼有宋太祖趙匡胤擺在上面，再不濟是他的某一后代的后代。姓孟有軻，姓諸葛有亮，中國歷史悠久，名人指不勝屈，《尚友錄》一翻，認一個就是。所以族譜雖有價值，但須利用得當，不能拿到籃子里就是菜。即使方志也是如此，許多現(xiàn)代人以明清的方志來證明秦漢的地理沿革，結(jié)果往往鬧笑話，原因不是別的，就是明清時代那些寫方志的人對秦漢地理的認識并不比現(xiàn)代人高明多少，因為他們的依據(jù)無非也是《史記》與前后《漢書》，與我們所見正同。如果他們見識錯誤，難道我們也跟著他們跑嗎？

      許多學者推崇方志與家譜主要就是因為它們的史料意義，而不在于別的價值。因為古代文獻存留遠較現(xiàn)代為少，所以我們都應該珍惜，并加以好好利用。